山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山西省地方志审查验收工作暂行规定和山西省第二轮修志行文规定的通知
山西省人民政府
晋政发〔2007〕8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山西省地方志审查验收工作暂行规定和山西省第二轮修志行文规定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厅,各直属机构:
省人民政府同意《山西省地方志审查验收工作暂行规定》和《山西省第二轮修志行文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山西省地方志审查验收工作暂行规定
总则
依法修志是地方志工作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为使我省地方志工作更加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全面提高第二轮修志成果的质量,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特制定本规定。
一、审查验收的对象
本规定所称审查验收的对象系指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省、市、县(市、区)三级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和列入各级政府规划的乡(镇)村志书以及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地情资料书、旧志整理成果等,其他未列入规划的乡(镇)村志书、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各级各类地方年鉴、地情资料书、旧志整理成果的审查验收参照本规定执行。
二、审查验收的主体和机构
审查验收的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其他部门、组织和个人无权审查验收。
(一)省志审查验收机构负责省级志书的审查验收工作,由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所组织实施,日常工作由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方志一室承担。
(二)市志审查验收机构负责市志书审查验收工作,由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所组织实施,日常工作由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方志二室承担,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参与。
(三)县(市、区)志审查验收机构,主要负责县(市、区)志书的审查验收以及报省审核等工作,同时负责以市行政区域冠名的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综合年鉴、地情资料书的审查验收工作以及报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二室备案工作。由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四)乡(镇)村志审查验收机构,负责以县行政区域冠名的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综合年鉴、地情资料书以及所属各乡(镇)、村冠名的志书和各类地情资料书的审查验收工作,以及报市地方志办公室备案工作。由各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三、审查验收的基本程序
(一)省级志书由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负责组织审查验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出版。
(二)市级志书由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报送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由地方志研究所组织审查验收,各市人民政府批准出版。其他市级地方志由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查验收,各市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批准出版。
(三)县(市、区)级志书由所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查验收,经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审核通过后,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出版。其他县级地方志由各县(市、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查验收,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批准出版。
(四)乡(镇)村级志书由所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查验收,各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出版。
四、审查验收的人员构成
(一)各级审查验收机构的人员组成应具有广泛性,要吸收保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各界、各部门的专家参加。
(二)审查验收机构的人员应具有权威性,委员一般应当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三)审查验收机构的人员应具有代表性,熟悉本行政区域内的全局工作,聘请的专家应当是精通所在领域的历史与现状,能够体现该领域最高水平的集大成者。
(四)省、市两级志书审查验收机构组成人员由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提名,报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批准。
(五)县级志书审查验收机构组成人员由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提名,经省地方志主管部门认定后,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批准。
(六)乡(镇)村级志书审查验收机构组成人员由各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提名,经市地方志主管部门认定后,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批准。
(七)县志审核机构组成人员由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提名,报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批准。
五、审查验收办法
(一)审查验收一般采用专人审读和会议评审两种方式相结合的办法。
(二)审查验收小组接到送审稿后,组织专人分工审读并提出书面意见。
(三)专人审读工作完成后,由审查验收小组召集评审会议。经评审会议集体讨论后,形成审定验收报告。
(四)省级志书的评审会议由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组织召开;市级志书评审会议由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县级志书评审会议由各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乡(镇)村级志书评审会议由乡(镇)村组织召开。
(五)评审会议是审查验收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志书质量的有效方法,但评审会议不等于最终的审核通过。评审会议通过的志书稿,必须充分吸收评委的意见,按审查验收组的意见修订,最后报送上级审查机构审查验收和审核,经审查验收和审核批准后,方可送交出版。
(六)对志书,省、市、县(市、区)地方志主管部门依据审查验收报告和审核报告,提交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出版;或退回承编单位修订。
六、审查验收程续
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和志书审查验收机构均应严格履行审查验收手续,做到严肃认真,责任明确。
(一)省级志书送审,须由承编单位出具审查验收书面请示,加盖单位公章,并由编委会负责人签字;由多家单位合编的,须由各单位负责人会签。
(二)市级志书报省审查验收,应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提交审查验收书面请示,市长签名,加盖市人民政府公章。
(三)县(市、区)级志书报市审查验收,由县(市、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审查验收书面请示,县(市、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签名,县(市、区)长签名,加盖县(市、区)人民政府公章。通过市审查验收后,送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所审核,由所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审核书面请示。
(四)乡(镇)、村级志书报县审查验收,由乡(镇)人民政府或村民委员会提出审查验收书面请示,由乡(镇)或村委会负责人签名,并加盖乡(镇)政府或村民委员会公章。
(五)各级志书完成审查验收后,审查验收机构应出具审查验收报告。报告一式四份,分别存档备案、报同级党委或政府、报上级主管部门、送原承编单位各一份,省、市、县(市、区)志书稿清样交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存档备案,乡(镇)、村志稿清样交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存档备案后,方可正式办理付印手续。
七、审查验收标准
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重点审查地方志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及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一)政治观点正确
1.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志稿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载本地域、本行业、本部门的历史与现状。
2.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志稿必须符合宪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必须准确把握涉及国家主权、祖国统一、外交原则等方面的内容。
4.正确记述和评价重大政治活动、重大政治事件、重要历史人物。
5.正确把握有关民族事务、宗教事务方面的法律、法规,维护民族团结、社会安定。
(二)资料翔实
所采用资料既要全面系统,又要准确可靠。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特定地域、特定行业和特定部门的历史与现状,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检验。
(三)体例完备
既要保持传统志体的优点,又要适应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客观实际,做到门类齐全、归属得当、结构完整、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排列有序。
(四)文风端正
行文要符合《山西省第二轮修志行文规定》的要求,文字简洁、流畅;语句严谨、朴实;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特点突出
要充分反映时代特点、地域特点、行业特点和部门特点,突出反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区域、本行业、本部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突出反映本区域、本行业、本部门独具特色的事物或事件,体现本地域、本行业、本部门生动、鲜明的特色与风貌。
八、审查验收经费
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省、市、县(市、区)三级志书验收经费由本级人民政府承担,其他志书验收经费由承编单位承担。
九、法律责任
凡未经审查验收、审核、批准将地方志文稿交付出版,或者地方志存在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内容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责令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纠正,并视情节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则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山西省第二轮修志行文规定
为了保证全省第二轮地方志书的质量,做到存真求实,体例统一,行文规范,全面、客观地记述当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制定本规定。
一、体例
志书的体裁,应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
篇目设置,应合乎科学分类和本地区实际,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做到逻辑严密,分类合理,层次分明,归属得当,排列有序。
二、文体
志书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不用口头语、文言和文白夹杂的文体。语言结构要完整,逻辑要严密,修辞要讲究。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
三、文字
志书文字必须使用规范汉字,即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及1988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汉字。不用已经废除了的1977年12月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更不能用自造字或社会上流行的不规范的字。
四、标点符号
1.志书标点符号的使用要严格遵循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做到规范、统一。
2.要特别注意引号、书名号、连接号的用法。
行文中直接引用的内容,用引号标示;具有特殊含意的词语,也用引号标示。其余,如组织、机构、会议、节日、活动等不用引号。
行文中出现的书籍、文件、碑铭、影视名要加书名号。
两个相关的名词构成一个意义单位,中间用连接号;相关的时间、地点或数目之间用连接号,表示起止;相关的字母、阿拉伯数字等之间,用连接号,表示产品型号。连接号有四种形式,“—”(占一个字的位置)、“～”(占一个字的位置)、“——”(占两个字的位置)、“”(占半个字的位置),采用何种形式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但在一部志书中要做到统一。如:
太原——北京直达列车
海拔800米～1000米(或海拔800米—1000米)
北纬36°33′5″～38°49′9″(或北纬36°33′5″—38°49′9″)
1949年～2000年(或1949年—2000年)
1000公斤～1500公斤(或1000公斤—1500公斤)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或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
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或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
鲁迅(1881～1936)或鲁迅(1881—1936)
HAW4海底光缆
HP3000型计算机
国家标准GB231280
五、数字
志书行文中使用的数字,均应按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中的要求执行。
1.统计表中的数值,如正负整数、小数、百分比、分数、比例等,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如:302—125.03 34.05% 1/ 41∶500。
2.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如:一律二胡三叶虫星期五一○五九(农药内吸磷)八国联军四书五经五四运动九三学社。
3.公历世纪、年代、月、日以及时、分、秒应使用阿拉伯数字。
4.中国历史纪年和夏历月、日应使用汉字。
5.物理量值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
如:100公斤39℃50公里。
6.相邻的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必须使用汉字,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能用顿号“、”隔开。
如:一二十天三四十种五六十米。
7.部队番号、文件编号、证件号码和其他序号,用阿拉伯数字。
如:52935部队晋政办发〔2001〕17号文件21/ 22次特别快车。
六、纪年
志书的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使用历史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如:清道光五年(1825年)民国3年(1914年)。
秦文公四十四年(公元前722年)。
七、计量
志书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
行文中长度统一用“千米”、“米”、“厘米”;重量用“吨”、“千克”、“克”;体积用“立方米”、“升”;时间用“天(日)”、“时”、“分”、“秒”。不夹杂使用计量单位符号、数字符号和其他符号,如km m cm kg kt等。
八、称谓
1.志书行文,一律用第三人称。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称我党、我军。对当地可称本省、本市、本县,不写我省、我市、我县。
2.各种组织、机构、会议必须使用全称。
3.对个人、团体(或集团)、政府、党派、军队的称谓,一般不加褒贬。对党和国家和各级领导人,应直书其名或冠其职务,不用颂扬的词语,也不用同志或首长之类的称呼。
4.除僧侣、作家、艺人外,其余人名一律用正式姓名,不用字、号、别名、谥号、绰号。以字知名者用字不用名。
5.地名应使用国家和省地名管理部门颁布、认可的统一名称。使用历史地名时,要括注今地名。
6.外国地名、人名及国际性组织机构名称以新华社的译名为准,不用简称或缩写。
7.动植物及矿物名称应使用标准学名,并括注拉丁文字。
九、引文
1.引文要少而精,要有代表性。
2.引文要原文照录,不许擅改。原文的错别字也应照录,但要在错别字后面用〔〕标明正字。原文缺漏的字,用□□充其位,不能写成××;判明不了字数者,可注“(上缺)”、“(下缺)”。
3.引文要直接引用原著,不要转引。
4.引文要注明出处。
引用二十四史、类书、古人文集等,一般应标注篇章名或部类,不标卷数。标注篇章名或部类应放在书名号内,当中加间隔号“·”。如《汉书·地理志》不写“《汉书》卷××地理志”;《左传·昭公二年)不写“《左传》昭公二年”;《旧唐书·李纲传》不写“《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纲”。
引用旧志,要注明纂修朝代、书名、卷数。不注编纂者、部类。纂修朝代不加括号。卷数应写“卷××”,不写“××卷”、“第××卷”。如雍正《猗氏县志》卷六、光绪《山西通志》卷十四,不能写成“(雍正)《猗氏县志》六卷”、“光绪《山西通志》第十四卷”。
引用现代书籍,应注明作者、书名、篇章名、卷数、出版单位、出版时间、页码。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山西经济资料》第1辑第53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73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引用刊物要注明刊名、出版年份、期数、页数,引用报纸则要注明报名、出版年月日、版数,引用报纸刊物上的文章还要注明作者、文章篇名。
如:《申报》1912年9月21日第2版;《西北实业周刊》民国35年第13期;《山西地方志》1993年第6期。
十、注释
1.志书一般采用夹注和脚注两种形式。
夹注用于文内人名、地名、时间、学名、数字、行话、缩略语等的简短注释性文字。如傅山(字青主)、崞县(今原平)、光绪元年(1875年)、虎盘(买空卖空)、哲美森(George Jamieson)、褐马鸡(Crosso prilon mantchuricum)。
脚注用于注明引文、辅文、他人重要论断的出处和对职官、机构、事件、异说的解释、介绍性文字。注文应力求简洁易懂,使读者一目了然。注号统一使用阿位伯数字加圆号,即①、②、③……。为了节省篇幅,几处注释同出一处者,可合并一条注。如“①、④、⑦光绪《山西通志》卷五十八”。脚注应比正文小一字号,注文直接排出,不必再标明“注释”字样。
2.注释中的版次、卷次、页码,除古籍应与所据版本一致外,一般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如:列宁《新生的中国》,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2卷,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第2版,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李四光《地壳构造与地壳运动》,载《中国科学》,1973(4),400～429页。
十一、图表
1.地图要有标题、图例、比例尺、地理坐标(即经纬度)、绘制时间等要素。
照片要有说明文字。说明文字应标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
示意图及其他图也要有相应的标题、说明。
2.统计表一般包括标题、序号、表体、说明等要素。
标题应标明时间、地点、事项;表体要简明、合理。说明一般是显示资料来源或对表内一些特殊数据进行注释的文字。
内容提要: 人肉搜索是中国社会中的热点现象，也是目前网络上典型的法律纠纷。本文通过对于目前政府规制和法院判决的分析，认为目前关于人肉搜索的讨论和处理中，存在依据隐私权来支持管制人肉搜索和依据言论自由权利支持人肉搜索行为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本文进而通过对于两方意见的深入剖析，借助法律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归纳出人肉搜索问题的法律辩论背后的两种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的实质冲突：一方依据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文化来反对人肉搜索，另一方(本文称之为“中国网民文化”)则认为人肉搜索涉及基本的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不能以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为之辩护。两种实质价值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人肉搜索规制的根本困境。
人肉搜索成为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从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到2006年的“踩猫事件”、“铜须门”事件，到2007年的流氓外教案、华南虎事件，再到2008年的“天价头”事件、留美女生支持藏独事件、辽宁口出秽言狂骂四川灾民事件，人肉搜索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出其巨大的威力。人肉搜索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报道。[1]随着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王菲姜岩案的出现，人肉搜索标志性地成为了一个法律事件。[2]
人肉搜索既是对被搜索人个人信息的披露，也是对被搜索人行为的惩罚。当前中国的人肉搜索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涉及搜索官员以及公众人物，这一类型的案件以南京“九五至尊案”为代表。第二类事关社会道德问题，此类人肉搜索一般是网民对于侵犯其道德情感的人物及其行为进行搜索和谴责的行为。该类型的人肉搜索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虐猫事件”为代表的、挑战社会的特定群体的人肉搜索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虐猫事件侵犯了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道德情感。在虐猫事件上，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行为高度一致，紧追不舍。第二种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的主体类型：性道德和婚姻道德问题。它多涉及婚外情等涉及家庭安全和家庭价值的事件。此类人肉搜索以上文提到的王菲姜岩案为最典型案例。本文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此类人肉搜索问题。
从王菲姜岩案开始，人肉搜索已经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在王菲姜岩案中，法院用隐私权这一法律权利来处理涉及婚外情的人肉搜索问题。此后，人肉搜索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司法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人肉搜索也日益成为政府规制的对象。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通过立法来规制人肉搜索。比如，江苏徐州就在《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以保护隐私权的理由对人肉搜索进行了规制。[3]深圳政府据悉也正在酝酿类似的规制法案。2010年5月27日，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的第39条对“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特别作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4]
无论是在司法判决还是在立法提议当中，对于人肉搜索的规制理由大部分诉诸的是个人的信息隐私权。在这种理解方式当中，人肉搜索非法披露了被搜索人的个人信息，极大地侵害了被搜索人的隐私权。支持人肉搜索的人们则诉诸另外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即言论自由权。按照这种说法，人肉搜索被认为是公民在互联网上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体现。因此，目前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争论都围绕着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矛盾及其平衡的可能性而展开。
本文认为，人肉搜索的问题远远比其表面上的法律权利冲突复杂。人肉搜索实际上展现了以隐私权为代表的自由个体主义文化和以公众揭发批判为代表的中国网民文化之间的根本价值冲突。正是两者之间的法律文化和实体价值冲突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目前的规制困境。对于人肉搜索的研究和处理因此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互联网文化的深刻认识之上。
一、数字化信息与社会化网络
人肉搜索是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的新生事物。从互联网技术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肇始于web2. 0在中国的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视频共享网站、个人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新型网络服务日益发展。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网民以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网民开始主动参与了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这一趋势被称为“ web2.0”;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参与式互联网”。参与式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原先处于信息被动接受者地位的观众参与信息制造和传播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了广大民众的信息传播自由。兼具读写功能(Read - Write)的万维网、BBS、博客、维基百科、手机短信(特别是飞信)、RSS(简易内容聚合服务)甚至P2P，使得网民们不再只是信息被动消费者，而成了信息生产者与主动传播者。特别是RSS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一对多”格局(书、电视、广播、报纸)、或“一对一”(电话、信件、电报)状况，变成现在的“多对多”。人肉搜索在技术架构的意义上是网民自主启动、相互写作的一种联合信息搜集、信息数据化和信息公开化的过程。
但作为社会实践的人肉搜索行为先于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概念。在前互联网的时代，人们实际上一直在从事类似于人肉搜索的社会行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流言、八卦和小道消息当中。在小型的熟人社会里，我们通过搜罗关于某人的信息和传言来获得乐趣，或者进行道德评判：我们会打听和传播周围熟人朋友的奇闻轶事或风流韵事，我们以此为乐，或者表达谴责。在八卦乐趣之外，一些重要的社会行为需要人肉搜索：比如乡村的媒婆在进行说媒的过程中就要对男方和女方进行各方面信息的探听，以确保双方的人品。所谓小型的熟人社会并不仅仅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农业社会，它还包括我们日常称之为“圈子”的任何一种群体：律师有律师圈子，商人有商人圈子，学者有学者的圈子，等等。此外，中国人还知道一种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搜索行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检举告密文化和“内查外调”行动。每一次对于“阶级敌人”的处理都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上;每一次运动都要调查嫌疑者的历史问题和以往表现。如果嫌疑者的原籍或原工作单位在外地，人们就要长途跋涉，查遍祖宗八代和前生今世。对于祖宗八代和历史问题上天入地的追查其实就是前数字化时代的人肉搜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与其说‘人肉搜索’是在虚拟空间内发生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如说是文革中惯见的暴力行径在网络世界的重演，新时期的网民们不知不觉地在行动上继承了他们在意识上口诛笔伐的文革遗产。”[5]
互联网的出现只不过增进了人们人肉搜索的技术条件。这种增进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生活痕迹留下的数字化信息大幅度增长，并被长时间地(甚至是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且可供日后任何不特定的人检索。我们每天都接受大量数字信息;我们每天也发出很多数字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大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购物，我们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通讯。数字化和互联网也增加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在论坛里参与讨论，在博客上抒发自我，以及在社交网络上寻找乐趣都是体现。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带来了两个后果：一、“雁过留声”：人们在信息网络上的每一次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人们的购物记录、搜索记录、博客发表、好友添加等等都被互联网给记下了。二、“雁过拔毛”：人们被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会被别人所用，无论是用于赚钱，还是用于整人。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谷歌。谷歌会记录你的每一次搜索结果，保存你的每一封Gmail邮件。谷歌也会通过分析你的网络使用记录来判断你的喜好，以此给你提供它认为适合你的广告。一句话，你在使用网络，网络在保存你的记录。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可供日后检索的信息记录。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参与式互联网大大减少了人们的交往成本，因此大大增加了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切化和扩大化。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社会网络当中。各种社交网站的出现可以使人很快地与各方人士建立朋友关系，了解他们的资料、喜好以及其他信息。各种聊天工具的出现使得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朋友进行联络。博客可以使认识你和不认识你的人了解你在干什么、想什么、爱什么、怕什么。互联网的出现不但使得人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密，并且使得社会关系更加扩大。因此，所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区分日益变得模糊。现实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可以很快变为虚拟网络中的信息;虚拟网络中的信息也可以很快产生现实社会网络中的效应[6]。人肉搜索的出现是“网络社会在经历从网上到网下之后向前跨出的另一个重要的一步，即把现实社会的小圈子带到网络中，社会关系由网下走到网上”。[7]
正是以上两点使得人们古老的街谈巷议变成了新潮的人肉搜索。仅仅是在技术的意义上，人们才可以说人肉搜索是一种新的搜索引擎。人肉搜索是搜索引擎，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它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事情，这与传统的机器搜索引擎如谷歌类似;它是新的，因为它的原理不是几何学算法，而是反映在虚拟网络中的社会大众通力合作的信息搜集和消息传播。信息网络改变人类记忆与遗忘的格局：“自从时间开始以来，对于人类来说，遗忘是常态，记住是例外。但此平衡为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所转移。今日，在广泛传播技术的帮助下，遗忘成了例外，记住则变为常态。”[8]一方面，人们的线上活动在网络上留下了太多关于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社会网络关系传递到互联网上。从技术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已经实现了全面监控每个人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一个人随时可能被“人肉搜索”。你现在没有被“人肉搜索”只是因为你不够出名、或没做错事、或网民还对你不够感兴趣。总而言之，人肉搜索久已有之，互联网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二、隐私权与言论自由
互联网对于街谈巷议的推波助澜在婚姻和性道德问题中最为明显。此类问题构成了目前中国人肉搜索的典型类型和规制难题。在具有代表性的“王菲姜岩事件”当中，有婚外情行为的丈夫王菲在其妻子跳楼之后受到了网民的人肉搜索：其个人身份、工作信息乃至家庭住址很快被公诸网络，甚至其父母的家庭住址和身份信息也被网友公开。网民的谴责行为不仅仅体现在网络上的义愤表达，甚至体现在对其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抗议上。对于王菲的内查外调和公判大会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网络暴力”淹没了王菲，人肉搜索使得王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深切关注。
人肉搜索的巨大力量引起了人们对于规制的广泛讨论。在目前的讨论当中，隐私权是规制人肉搜索的最大理由。这种观点认为，人肉搜索需要加以禁止，因为人肉搜索大大侵犯了被搜索者的个人隐私权。虽然在中国具体法律上，隐私权并未具有法律文本上的明确性，但作为一般的法律理念，隐私权被接受下来成为一种规则。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也已经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这体现为民法当中的安宁权概念：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包括私人生活的安宁、私人信息、私人活动以及私人空间。“人肉搜索”侵害被搜索对象的隐私权，主要是擅自公开、传播他人的私人信息，例如将他人的相片、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以及侵入他人的私人生活空间，破坏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权。
中国法院在王菲姜岩案件中首次明确地将隐私权规则适用于人肉搜索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书中对隐私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及个人生活安宁。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采取披露、宣扬等方式，侵入他人隐私领域、侵害私人活动行为，就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并且法院将隐私权应用到了网络环境中：考虑到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法院认为网上信息披露行为在将个人信息传播到互联网上，使得信息超出特定人的范围而为不特定人所知晓，即构成隐私权侵犯行为。
但即使根据隐私权的逻辑，人肉搜索的行为也不能一概禁止。将人肉搜索放人隐私权的框架中进行处理之后，对于人肉搜索中所涉及的具体信息就需要区别对待，分别处理。隐私权要区分纯粹私人的信息和具有公共性的信息。前者的例子有个人的裸照、身体缺陷以及个人情感生活史等等;后者则是姓名、家庭住址、电话、电子邮件等一系列具有公共性的信息。[9]后一类信息具有社会公共性：它们构成了我们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并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往的必要公开对象。按照这种区分，人肉搜索不能一概禁止。具有社会公共性的信息的隐私权保护程度显然不能与纯粹个人的信息相提并论。
此外，还要区分隐私权的侵权主体和侵权阶段。对于“人肉搜索”中涉及的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问题，应该区分公布的信息类型及公布信息行为与后续的信息滥用行为进行规制。[10]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隐私权不仅仅是一项消极权利，隐私权同样是一项积极权利。隐私权是一种阻止他人搜索和谈论某个人的权利;隐私权进而要求政府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信息进行搜集、传播和评论。因此，隐私权问题总是与言论自由问题相联系。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民行使其言论权和监督权的体现。人肉搜索问题很容易被看做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涉及婚外情以及性道德的案件当中，被搜索方一般诉诸隐私权这一法律理由，搜索方似乎只能诉诸法律无法容纳的道德主张和伦理义愤。但事实上，搜索方可以在法律体制当中找到其理据。这一理据就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以此为据，人肉搜索当中的评论行为和信息传播行为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的体现;网络表达是平民化、最应受保护的宪法基本权利—互联网提供了极为广泛的言论自由行使空间和便利的行使方式。“人肉搜索”是公民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客观上能够对不符合道德观念却不违法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因此，“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的体现。网民将涉嫌违法、违纪或道德败坏的人和事及其相关信息公布在网上，进行评判，如果是适当合理的，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社会正义的维护。因此，不能因为“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有关系，就简单地将“人肉搜索”纳人网络暴力盲目叫停。
由此看来，人肉搜索的规制问题就其法律方面来看乃是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冲突：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如果说隐私权注重的是人类生活“私”的一面，那么言论自由权注重的则是人类生活“公”一面。两者在人肉搜索问题上的冲突在另一种意义上乃是“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冲突。而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和社会舆论当中，“公”与“私”的界定在不同类型的人肉搜索中出现了一定既有的模式。
在针对官员和公共人物的搜索事件中，法律上的处理已经达成共识。其核心乃是如下命题：公仆没有隐私权;公仆没有私生活。该处理方式基本是根据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进行克减。根据张千帆教授的分析，“如果普通‘群众’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之间必须适当划界，那么这条界限为国家‘干部’等公众人物保留的个人隐私将大为缩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对政府官员具有天然的知情权。品德、个性、能力、财产、立场、行为乃至外表等个人信息对于常人而言是‘隐私’，对于官员来说就是必须披露的公共信息，因为只有具备这些信息，人民才能理性判断特定官员是否适合作为‘社会公仆’。”[11]这非常类似于美国宪法上著名的AY. Times v. Sullivan的逻辑：针对政府官员的言论在宪法上的保护近乎绝对。[12]与此相类似，对于其他公众人物来说，其隐私权也适当地予以克减。比如很多影视明星，他/她们的隐私是娱乐新闻的焦点，甚至是自身出名的重要噱头。对于他/她们的隐私权保护程度自然不能与一般的法律主体处在同一水平上。
但以上总结的“公”与“私”问题上的共识在涉及社会道德、特别是婚姻和性道德的问题时远远未能达成。在这类问题上，“私”与“公”的区分模糊不清。对于诉诸隐私权的一方而言，婚外情的相关信息确乎是“私”事：一个人的恋爱和性生活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对于诉诸言论自由的一方而言，婚外情乃是一种涉及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行为，乃是“公”事;至少这种行为侵犯了很多人基本的道德情感。对于后者而言，人肉搜索乃是一种道德言论。比照美国宪法当中对于言论自由区分等级和门类的区别保护，人们完全可以在法学理论和实践当中将涉及婚外情的道德言论纳人一种特殊的保护体制当中去。[13]
总而言之，将人肉搜索问题纳人公法框架之后，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官员和公众人物的权利平衡目前已经初具规则;涉及平民的婚姻道德和性道德问题目前的平衡性处理未见端倪。在后面一种问题上，人肉搜索仍然处于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微妙界定和具体平衡的泥潭中。
三、隐私权文化与中国网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