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佳慧. 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大调解”/中立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 作为当代中国调解新模式的“大调解”，包括党政驱动、司法能动、多方联动、法院主导和关系协调五大要素，其功能既在于预防和解决纠纷，更在于促进社会和谐、保障社会稳定。然而，基于纠纷解决理论的内在逻辑，由政府主导的、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不了双方力量悬殊的官民纠纷。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缺失中立第三方的问题，并切断官民纠纷之源，“大调解”才能真正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达成制度倡导者所希望的“案结事了”、“三效合一”的实践效果。
一、引言
调解和判决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两种方式，其重点都是单一解纷主体在纠纷发生之后的协调、处理和判断。与这两种解纷方式相比，“大调解”却不同。“大调解”是指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的纠纷排查调处方式，目的在于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1]“大调解”的特点不仅表现为解纷主体的多元化和联动化，而且体现在纠纷的事前预防与事后解决并重上。
“大调解”何以产生？原因在于纠纷类型的变化。与以往相对单纯的、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相比，“新形势下的社会纠纷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滞后企业的整治、取缔等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带来的纠纷，其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加之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极易引发群众上访事件，甚至带来社会动荡”。[2]因此，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解纷创新模式，江苏省南通市首次尝试“大调解”。在得到各界肯定和宣传后，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4年6月转发《省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在全省建立“大调解机制”。江苏省的经验很快得到推广。随着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下发和推广，“大调解”作为一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展开。
作为当前“维稳”治理模式的一种司法呼应，“大调解”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不仅缘于中国司法的政治依附性，也缘于纠纷解决的现实必要性。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虽然有适用边界的限制和不足，“大调解”实践仍然是中国司法在新形势与新背景下探寻当代纠纷解决模式的一种努力，它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现实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3]在官方看来，这种“三位一体”的新调解机制不仅有助于减轻法院审判的压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4]
强世功教授曾经指出，不管是社会功能分析、文化解释，还是权力技术分析和关系/事件考察，中国的调解研究必须面对调解制度和实践在近代以来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展现的独特形态，进而理解现代性在中国展开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特殊问题。[5]如果说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展现了中国式调解的一种独特形态，那么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大调解”就是调解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出现的又一种让人无法回避和忽视的崭新模式。其真实功效究竟如何？该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的这种调解新模式？笔者将围绕此类问题作番探究。
当前，在“维稳”逻辑下进行的“大调解”在本质上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调解。我们通常所说的调解是指中立第三人以当事人的需求和利益为基础，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促进沟通交流以达成和解的过程。[6]调解的特点是事后性、当事人的自愿性、调解人的中立性以及程序的导向性，而“大调解”的特点是关系协调性、事前预防和事后解纷的双重性以及调解人的当事人化。在调解主体（如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又是被调解的一方主体时，“大调解”只是当地党政机关借用司法权威——或者只是希望在事前获得司法建议——力图单方面解决社会纠纷、实施社会控制的行政手段。因此，从根本上切断官民纠纷之源，“大调解”才能真正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达成制度倡导者所希望的“案结事了”、“三效合一”[7]的实践效果。
二、一次偶遇的“大调解”协调会
2007年11月，受B市D区人民法院的邀请，笔者曾经在位于该市北部深山区的T法庭参加过一次关于调解机制的研讨会。[8]2010年4月，为了深入了解新时期司法调解在农村地区的具体运作状态，笔者再次来到T法庭进行调研。很不巧，由于L乡司法助理员出差在外，[9]之前预定的下乡调解不能成行。幸运的是，在T法庭H庭长的安排下，笔者有幸在大山深处的L乡政府以旁听者的身份亲历了一次“大调解”过程。
这次“大调解”协调会的主角，包括L乡S村的村主任、村支书和村会计。参加者有T法庭的H庭长和该庭另外两位法官、乡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乡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以及S村聘请的律师。首先简单介绍引发此次“大调解”会议的缘由。根据“B市‘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市政府专项拨款建设村民住宅。在此背景下，2008年5月，建筑承包商Y（B市C县人，对一直生活在本乡本土的S村村民而言，他只是一个陌生的外乡人）与S村30户村民签订了建房协议，合同约定2008年9月底完工。但是，由于S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拒不给付前期的20万元基础处理工程款，Y和众村民在奥运期间频繁上访。为了“维稳”，在相关政府机构的协调下，S村村委会给付了20万元前期基础处理工程款。2009年4月，Y到D区人民法院起诉S村村委会拖欠工程款，诉称2008年5月，S村村委会与其口头达成协议，同意Y接手该村新农村建设项目中的村民住宅工程，让其与村民自行签订合同并由村民用国家补贴的建房款自行支付，但建房场地填方、平整工程和农户的基础处理费用由村委会承担，并承诺除村民自己负担的费用外，其余的工程款由村委会按照国家预算规定给付。但是，至起诉之日止，S村村委会除了给付20万元前期基础处理工程款之外，其余工程款均未结算，因此请求法院委托相关机构评估工程量并判S村村委会依评估量给付工程欠款。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了Y的诉讼请求。Y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同样以证据不足为由维持了原判，终审判决书已于2010年3月12日正式下达。
在理论上，既然已经二审结案，根据二审终审原则，建筑商Y就应该服判并继续履行建房合同。现实却没有这么简单。建筑商Y由于不服判决，正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拒不建设余下的收尾工程；村民则认为是村委会把Y撵走了，所以要村委会负责；而村委会认为自己是胜诉一方，一分钱也不想出。但是，“维稳”的政治要求却使L乡政府不得不出面组织各方力量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参加完这次“大调解”协调会，笔者发现其有如下4个特点：
1.村干部不仅是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又是一起合同纠纷的被告和被上诉人，同时还是此次会议的协调和说服对象。或者说，在因村委会拖欠工程款而引发的“大调解”案件中，村干部既是调解的主体，又是调解的对象。
2.在理论上，调解一起纠纷需要纠纷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共同出席。但是，此次会议只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村委会干部出席，既缺少表面上的对方当事人——承包商Y——的参与，也缺少潜藏的另一方当事人——27户S村村民——的参与，因此，这只是一次经由L乡政府召集的、单方的事后纠纷解决会和事前协调会。
3.在因建设S村村民住宅引发的纠纷及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此次会议既有事后解决纠纷又有事前预防纠纷的功能，或者说它既承前又启后。在前者，虽然历经了奥运会期间的第一次“大调解”、[10]诉前调解、一审和二审，S村村民住宅建设纠纷仍然没有完结，因此，此次协调会希望能够通过法庭和乡政府施加的压力迫使S村村委会让步，从而彻底解决纠纷。在后者，由于雨季到来可能导致村民居住的老屋大量坍塌，不仅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村民还可能因此起诉村委会甚至集体上访，因此，此轮协调会的目的也在于群策群力解决村民入住新居的问题，从而预防可能的诉讼和上访。
4.虽然参加协调会的主体相对多元，但核心主体只有三方：村委会、乡政府和法院。其中，S村村委会以村主任为代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代表乡政府，而法庭庭长代表法院。各方在此次协调会上的表现和态度如下：
首先看村主任。虽然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源自S村村委会不能及时、全额给付建筑商工程款，但在这场协调会上，村主任的态度一如既往地非常强硬。他不仅不承认这场纠纷和村委会有关系，也不愿为此拿出一分钱（不管是承担评估和公证的费用，还是为剩余工程买单）。从头到尾，村主任一直在强调“这是村民和Y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村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要让村委会出钱，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甚至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指出村民目前居住的老屋很可能因为雨季到来而倒塌时，村主任也表示：“要是不想到乡长和书记，砸死就砸死呗，和我有什么关系”。尽管如此，村主任基于“维稳”考虑还是愿意参加这场协调会，因为“稳定”直接影响着乡镇领导的政绩，而乡镇领导是村干部的权力及附着其上的利益的来源。村主任说：“其实没有我们的事情，就是怕村民集体上访，心里想着乡领导，有点‘投鼠忌器’”。
其次看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11]作为召集人和主持人，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考虑的重心是S村村民的居住安全以及防范可能的集体上访。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说：“现在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雨季就要来了，很多村民还住在拆了一半的老屋里，这样下去怕会引发很多问题。”“要不是看着房子要倒，随它怎样也就不管它的了。”另外，在这场协调会上，村主任和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之间的关系和话语互动值得进一步研究。村主任的话语颇有些“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但在面对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及其代表的乡政府时，他又有点像平时受宠又不太听话的小儿子，撒娇耍泼成了他的话语策略。而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那边，似乎很理解这个不听话的小儿子，在村主任激动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责任，村民爱干嘛干嘛”时，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很像耐心的家长，告诉他“出了问题还得你们承担责任。气话可以这么说，但也不能这么做”。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角度，看似是两个主体，但在涉及基层政府的法律事件中，乡政府和村委会其实是利益共同体。
最后看法庭庭长。作为被邀参与这场“大调解”协调会的法院代表，H庭长是一位以其丰富的调解经验和法律知识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称赞的法律权威。整场协调会下来，H庭长的作用体现为，在法律的框架内为S村村委会提供权威的法律咨询和引导，甚至以威胁的方式劝说村委会接受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在村主任要法官去村里引导村民起诉Y时，H庭长说：“人家不起诉，你不能强迫人家起诉……另外，村民不起诉Y肯定都提前咨询过，你找评估公司来评估肯定需要花钱，而且这一年多建材价格涨的很厉害，房子评估下来价格说不定会上涨，这样村民肯定不会接受”。他还警告村主任和村支书：“现实考虑是评估费很高，这笔钱谁出？你们俩要想好村里要承担什么责任？”最后，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诉讼和上访提供了两个法律框架内的建议：一是先挨户了解村民情况，做到知己知彼；二是先找评估公司固定证据，然后再找人完成剩余工程，尽量让村民入住新居。可以看出，在这场只有一方主体的协调会上，法庭的作用就是在利用法律知识制约村委会的前提下，提供一套既不违背法律又能力保社会稳定的综合性方案。
三、“大调解”的运作模式与社会功能
虽然这次偶遇的“大调解”协调会只是当下中国“大调解”运动中一个并不完整的微小切面，但“见微知著”，“观一叶而知秋”。通过这一微小切面，笔者尝试着提炼和总结“大调解”机制的运作模式，进而考察其当代功能。
先回到T法庭独创的“五元一点”调解模式。由于其辖区地处大山深处，地广人稀，为了方便村民诉讼，在H庭长的带领下，该法庭逐渐形成了“以法庭为主导，以司法所、村级人民调解组织为主体，以派出所和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为两翼，以诉前调解、庭前调解为重心，以巡回调解和巡回审判为主要方式的纠纷化解长效机制，即为‘五元一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然有山区司法特有的创新之处，但用H庭长的话来说，“五元一点”调解模式的本质还是一种“大调解”联动工作机制，除了方便群众打官司，还在于整合既有调解资源，防止矛盾激化，以便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12]
关于印发《杭州市地方税务局个人出租房屋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杭州市地方税务局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杭州市地方税务局个人出租房屋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杭地税征〔2007〕23号
局属各单位：
《杭州市地方税务局个人出租房屋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已通过市政府法律审查，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ＯＯ七年二月六日
杭州市地方税务局个人出租房屋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个人出租房屋的税收征管，保证税收及时足额入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浙江省个人出租房产税收征收管理暂行办法》（浙地税函[2006]480号）及《杭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232号）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个人（含外籍个人、华侨、港澳台同胞，下同）在本市范围内出租房屋而发生的应税行为，均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个人出租房屋行为是指将自有房屋出租给承租人，由出租人向承租人收取租金或者获取其它经济利益的行为，以及承租人将租入房屋再出租的转租行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个人出租房屋：
（一）以房屋产权投资入股，不承担经营风险，从被投资方取得固定收入的；
（二）以承包、租赁经营或以其他名义提供房屋使用权的。
第三条 房屋所有权人（个人）为房屋出租应税行为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房屋承租人应向主管地方税务分局提供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或房屋代管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和租赁合同等，并协助主管地方税务分局与房屋所有权人取得联系。如不能提供上述情况或提供情况不实，造成主管地方税务分局与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或房屋代管人)无法取得联系的，由承租人代为缴纳相关税费。
第四条 个人出租房屋税收征收管理模式为政府协调组织、税务机关管理、各有关部门协税护税。
杭州市地方税务局是个人出租房屋的税收主管部门，各地方税务分局应依法做好辖区内个人出租房屋的税收征管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的协税护税工作站应当会同当地公安机关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协助税务机关做好个人出租房屋的协税护税工作，并设置专门的工作窗口做好个人出租房屋税收管理和服务工作。
为加强外来人口及个人出租房屋的管理，财政部门应支持地税部门，对个人出租房屋税收收入按市、区财政体制适当增加地方财政分成或留用，作为新农村建设、和谐社区建设、外来人口及个人出租房屋管理的经费来源。
第五条 各地方税务分局要切实加强与公安、房管、工商、土管、计划生育等部门的联系，利用政府部门人口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出租房屋信息共享，共同做好出租房屋税收管理工作。
第六条 税务机关应与乡镇、街道签订《委托代征税（费）款协议书》，并核发《委托代征税（费）款证书》，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及法律责任。
第二章 登记管理
第七条 发生出租房屋行为的纳税人，应当在30日内持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房屋所有权证书（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村（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呈报表））、身份证等有关证件，填报《杭州市个人出租房屋基本情况登记表》（附件一）向所在地乡镇、街道协税护税工作站办理纳税登记。
发生出租房屋行为的纳税人委托代办纳税登记的，应当提供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委托协议书原件。
第八条 纳税人房屋所在地地址、门牌号码、出租面积发生变更的，应在变更之日起30日内填写《杭州市个人出租房屋变更、停业、复业、注销申请表》（附件二），向所在地乡镇、街道协税护税工作站办理变更手续。
第九条 纳税人暂停房屋出租，应在停止出租之日起15日内填写《杭州市个人出租房屋变更、停业、复业、注销申请表》向所在地乡镇、街道协税护税工作站办理停租手续。
第十条 纳税人停租后又发生房屋出租行为的，应在出租之日起15日内填写《杭州市个人出租房屋变更、停业、复业、注销申请表》向所在地乡镇、街道协税护税工作站办理复业手续。
第十一条 纳税人转移使用权或者出卖、变更产权，应在变更转移之日起30日内填写《杭州市个人出租房屋变更、停业、复业、注销申请表》向所在地乡镇、街道协税护税工作站办理注销纳税登记。
第三章 发票管理
第十二条 乡镇、街道协税护税工作站必须按照发票管理相关规定领取、使用、保存、缴销发票，并使用税务机关提供的软件代开发票。
第十三条 承租人要求纳税人开具发票的，可由纳税人持租赁合同原件一份，房屋产权证书（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村（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呈报表））、身份证、完税凭证等资料向主管地方税务分局申请开具《税务机关代开统一发票》或者到所在地乡镇、街道协税护税工作站开具《浙江省杭州市房屋出租专用发票》。
第四章 申报征收
第十四条 纳税人取得租金收入等经济利益（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其他经济利益收入），应依法申报缴纳相关税费。中国公民个人出租房屋应缴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房产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及其他地方税（费）。外籍个人、华侨、港澳台同胞个人出租房屋应缴纳营业税、地方教育附加、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及其他地方税（费）。
产权按份共有的房屋出租按房屋所有权证书列明的产权比例确认按份共有人的租金收入。
转租房屋取得的收入不征房产税。
个人出租房屋取得收入低于营业税起征点的，免征营业税。
第十五条 为方便计算征收，个人出租房屋应缴纳的各项税费可采用综合征收率，综合征收率确定如下：
（一）个人出租房屋行为分为“个人非住房出租用于经营的”，“个人非住房出租用于居住的”，“个人住房用于出租的”三种情况，后两种情况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按照3%税率征收营业税、按照4%税率征收房产税。
（二）产权性质为综合或商住房的房屋先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规划用途或使用年限来确认住房或非住房，再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确定适用的税率。
（三）每种情况均按照营业收入及确定的综合征收率，分档计算出“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的税负合计数（附件三）。
第十六条 对个人出租房屋的税收征收方式实行按实征收、核定征收两种。
第十七条 对出租人或承租人能提供真实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并做到据实申报的，主管地方税务分局审核后据实按租金收入征收有关税费。
各地方税务分局门征对个人出租房屋租金收入据实按综合征收率征税。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地方税务分局有权确定最低租金计税标准，核定其应纳税额。
（一）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二）房屋出租人（或承租人）未按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主管税务分局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申报的；
（三）房屋所有权人将自有房屋以无偿使用的名义交给其他个人或单位用于居住或从事生产经营，实际收取租金或实物等其他经济利益的；
（四）未按规定提供纳税资料的。
第十九条 本着手续从简、合理税负的原则，对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个人出租房屋税收按用途、结构、座落地分别核定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税租金收入，并按综合征收率计算。
杭州市地方税务局根据杭州市房屋租赁市场情况确定不同用途、结构、座落地房屋的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税租金收入最低标准，各地方税务分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市局确定最低标准以上核定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税租金收入，并报市局备案。
第二十条 个人出租房屋等级及核定的计税租金收入最低标准划分如下：
（一）个人非住房（包括个人综合或商住房确定为非住房的）出租用于经营的、个人住房（包括个人综合或商住房确定为住房的）出租用于经营的(城市住改非营业房、综合或商住营业房、农居营业房)，按用途分为营业用房、办公用房和生产仓储用房，按房屋座落地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并按主干道、次干道、里弄巷分别确定为一、二、三等。（附件四、附件五-1、附件五-2）。
（二）个人非住房（包括个人综合或商住房确定为非住房的）出租用于居住的、个人住房（包括个人综合或商住房确定为住房的）出租用于居住的，按房屋结构分为高档住宅（指单套面积140〈含〉平方米以上的公寓）、一般住宅（城市普通成套公寓）和其他住宅（农村住宅、非成套住宅及非住房用于居住的）；按房屋座落地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附件四、附件五-3）。
第二十一条 核定的个人出租房屋租金收入应征税额计算
计算公式：个人出租房屋租金收入应征税额=核定的单位建筑面积计税租金收入最低标准*出租建筑面积*综合征收率
单位建筑面积计税租金收入最低标准，可根据个人房屋租赁市场的变化情况，由杭州市地方税务局进行调整。
对无租使用的营业房，由房屋所有人从房屋使用次月起缴纳房产税，房屋所有人未缴的由使用人代为缴纳房产税。计算公式：应征房产税税款=房屋原值*70%*1.2%。
第二十二条 房屋所有权人对税务机关将其自有房屋以无偿使用的名义交给其他个人或单位用于居住或从事生产经营，但实际收取租金或实物等其他经济利益的认定有异议的，应提供公证机关出具的无偿使用《公证书》等合法有效证明。
第二十三条 个人出租房屋的纳税期限。
（一）纳税人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按月收取租金的，在收取租金的次月10日前缴纳；
（二）纳税人根据租赁合同一次性收取数月（年）租金的，在收取租金的次月10日前一次性缴纳；
（三）对实行核定征收的，各主管地方税务分局可视实际简并征期；
第二十四条 我市个人出租房屋的委托代征税款必须使用税务机关提供的开票软件，开具完税凭证。
乡镇、街道协税护税工作站应实行POS机划缴等电子结算方式，并与银行联网，确保纳税人划缴税款的成功。
第二十五条 乡镇、街道协税护税工作站受托代征的税款实行网上申报、“一户通”扣款的方式解缴国库。
第二十六条 个人出租房屋税收征收管理以乡镇、街道行政区域实行属地管理，就地入库。
第二十七条 主管地方税务分局按本办法对个人出租房屋实行税收征收管理，税务机关不对其租金收入的合法性进行界定。
第五章 监控管理
第二十八条 杭州市个人出租房屋税收征收管理在登记、征收、管理、处罚、统计和考核等环节全面纳入信息化管理。实行市局到分局，分局到协税护税工作站联网的全方位、立体式监控体系。
第二十九条 各地方税务分局应加强对税（费）代征工作的检查、监督和指导，负责对代征单位的办税人员进行相应的业务辅导和培训，及时向代征单位提供根据实际所需的发票，做好代征单位票款的结报工作。
第三十条 乡镇、街道协税护税工作站应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对连续停租三个月的个人出租房屋应实地核查，并做好电子和纸质记录，配合主管地方税务分局对本辖区内的出租房屋情况进行检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或缴纳税款的，除追缴其应纳税款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纳税人未按规定开具或者使用发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三条 承租单位未按规定取得《税务机关代开统一发票》或《浙江省杭州市房屋出租专用发票》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承租单位因违反发票管理法规，导致其他单位和个人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税款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杭州市区，不包括余杭、萧山。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杭州市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7年5月1日起执行。
附件一：杭州市个人出租房屋基本情况登记表
附件二：杭州市个人出租房屋变更、停业、复业、注销申请表
附件三：综合征收率
附件四：杭州市个人出租房屋地段划分表
附件五—1：杭州市个人非住房出租用于经营的计税租金收入最低标准
附件五—2：杭州市个人住房出租用于经营的计税租金收入最低标准
附件五—3：杭州市个人非住房、住房出租用于居住的计税租金收入最低标准
杭州市地方税务局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下载：附件.doc
http://www.hangzhou.gov.cn/upload/20070425/2007425_1177464689136.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