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的通知
（2005年6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文件高检发〔2005〕9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依法全面正确履行公诉职能，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司法公正，现就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提出如下意见。
一、公诉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公诉职能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诉工作在检察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抓住本世纪前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但是当前我国正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影响和谐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维护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在刑事诉讼中违法办案、司法不公、贪赃枉法等问题依然存在，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期望越来越高。同时，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重要执政理念，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检察机关历来非常重视公诉工作。特别是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贯彻落实“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总体要求，依法履行公诉职能，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司法公正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公诉工作和公诉队伍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部分公诉人员不能正确认识公诉的性质和职能，贯彻“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不全面、不深入，存在不重视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善于监督的现象，一些地方公诉环节的诉讼监督甚至有弱化的倾向；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发生，也暴露出公诉环节仍然存在对案件质量把关不严、法律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党的十六大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充分体现了十六大的根本要求和检察权的宪法性质，是包括公诉在内的所有检察工作的根本指针。在我国，公诉工作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对刑事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特征，而履行指控犯罪和诉讼监督这两项公诉基本职能，都必须以办案质量为基础和保障。因此，各级检察机关和全体公诉人员都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理解，深刻认识公诉权的法律监督性质，正确把握当前公诉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坚持用检察工作主题统一执法思想，统揽全部公诉工作，坚决地而不是敷衍地、具体地而不是笼统地把检察工作主题贯彻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自觉把依法指控犯罪、强化诉讼监督和提高办案质量统一于公诉工作的全过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公诉工作的任务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依法指控犯罪，强化诉讼监督，提高办案质量，积极推进公诉改革，加强公诉队伍专业化建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为完成上述任务，在公诉工作中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指控犯罪与诉讼监督并举。要正确把握公诉权的法律监督性质，在依法履行指控犯罪职能的同时，着力强化诉讼监督，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努力使二者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推动公诉工作全面协调发展。
──坚持忠实于事实和法律。办理任何案件，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真正做到有罪追究，无罪保护，严格依法，客观公正。
──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在公诉工作中，既要代表国家依法指控犯罪，又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自身要严格依法办案，而且要加强对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行为的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坚持力度、质量和效率的有机统一。要切实把检察工作总体要求全面地贯彻落实到公诉工作中，既要加大打击犯罪和诉讼监督的力度，又要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实现公诉工作的健康发展。
──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侦查、审判机关之间，以及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既要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又要严格监督和制约，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公诉部门在加强诉讼监督的同时，也要自觉接受监督。
──坚持正确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要自觉用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指导公诉工作，把严格执行法律与贯彻刑事政策有机统一起来，把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起来。
二、正确履行指控犯罪职能，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代表国家依法指控犯罪，是公诉工作的基本任务。各级检察机关要清醒认识当前犯罪的严峻形势，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依法正确履行指控犯罪职能，有效防止打击不力，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有效防止冤假错案，切实保障人权。
（一）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惩治严重犯罪。认真落实中央维护稳定的部署，坚持“严打”方针，重点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以及“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黑恶势力及有组织犯罪，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和走私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
（二）正确把握起诉条件，做好审查起诉工作。审查起诉是准确指控犯罪的前提和基础。要依法认真、细致、全面地审查案件，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既要查明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查明无罪、罪轻的证据。积极推行审查报告综合化改革，强化对定案证据、犯罪构成等问题的分析论证，对疑难、复杂案件要严格审查把关，切实防止冤假错案。对于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作出起诉决定。强化追诉犯罪意识，注意审查发现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依法予以追诉；对于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督促侦查机关（部门）抓捕归案。依法正确行使公诉权，既要防止放纵犯罪，也要避免冤枉无辜。坚持严格依法办案，认真执行诉讼权利告知制度，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三）提高出庭公诉水平，增强指控犯罪效果。出庭支持公诉是指控犯罪的关键。要进一步完善出庭公诉工作制度，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研究制定举证、质证规则，规范、指导出庭公诉工作。认真做好出庭准备工作，围绕案件的重点和争议焦点，制定周密的出庭预案。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要选派优秀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检察长、主管副检察长和公诉部门负责人要带头出庭。出庭公诉人要灵活运用出庭谋略和出庭技巧，切实增强庭上应变能力，妥善应对庭审中出现的问题，对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要综合运用全案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必要时依法建议延期审理。对于法庭审理活动违反法定程序、严重侵犯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公诉人应当立即建议休庭，并在休庭后依法提出监督意见。要加强对出庭支持公诉工作的跟庭考核，总结推广出庭经验，组织优秀庭评选，促进出庭公诉水平的提高。
（四）提高办案效率，增强打击犯罪的时效性。要严格遵守法定诉讼期限，努力加快办案进度，确保在公诉环节不贻误对案件的处理，切实防止为延长办案时限滥用退回补充侦查权，坚决杜绝在公诉环节出现超期羁押。逐步实现与侦查机关（部门）、侦查监督部门的案件信息资料共享，依法充分适用简易程序，进一步推行被告人认罪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理，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办案效率，增强打击犯罪的时效性。
（五）加强与侦查、审判机关的协调配合。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案件，公诉部门要适时介入侦查，提前熟悉案情，引导取证，必要时指派检察官参加侦查机关（部门）对重大案件的讨论，根据指控犯罪的需要依法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依法就案件审理的有关安排、临庭处置预案等与审判机关进行沟通协调，形成打击合力。
（六）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要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切实保障律师依法行使会见犯罪嫌疑人，查阅有关案卷材料，以及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等权利，注意听取和尊重律师的意见，维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保证案件依法正确处理。
三、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公诉工作的重要任务。各级检察机关要统一执法思想，增强监督意识，将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徇私枉法造成错误裁判、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畸重、职务犯罪案件量刑失衡等作为监督重点，依法强化对侦查、审判和死刑执行活动的监督，努力维护司法公正。
（一）坚持依法、坚决、准确、有效的诉讼监督原则。依法，就是要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使诉讼监督权，既要监督到位，又不超越职权；坚决，就是要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纠的原则，充分履行诉讼监督职责，加大监督力度；准确，就是要正确把握监督标准，规范监督程序，做到依法有据、保证质量；有效，就是要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手段，发现问题及时监督，切实强化监督效力，增强监督效果。
（二）依法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既要加强对以罚代刑、漏罪漏犯、另案处理、退回补充侦查后自行消化处理等案件的监督，防止有罪不究、放纵犯罪，又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依法监督纠正滥用刑事手段、违法插手经济纠纷，以及出于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违法立案管辖刑事案件等问题，切实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对滥用强制措施或者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随意改变强制措施的，以及其他在侦查活动中违反程序、侵犯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监督意见，督促纠正。
重点加强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严重侦查违法行为的监督，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要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检察机关公诉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切实加强对证据来源合法性的审查，对于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应当坚决予以排除。对于其他未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收集的证据，必须依法重新收集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要从程序上设置发现刑讯逼供的途径，严格执行诉讼权利告知制度，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等对侦查违法行为的控告，并通过审查分析侦查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出现异常现象等情况，努力提高发现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的能力。对违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要坚决依法监督纠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强抗诉工作，强化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要依法运用抗诉手段，加大刑事审判监督力度。认真执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其他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规定，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坚决依法提出抗诉。根据当前抗诉实践，对于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为有抗诉必要，依法提出抗诉：(1)人民法院采信自行收集的证据，未经庭审质证即作为裁判的根据，导致裁判错误的；(2)人民法院不采纳公诉人庭前收集并经庭审质证的有效证据，仅因被告人翻供而判决无罪或改变事实认定，造成错误裁判的；(3)人民法院审判活动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行为，影响公正裁判的；(4)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虽然未致畸轻畸重，但社会影响恶劣的；(5)因重要事实、法定情节认定错误而导致错误裁判，或者因判决、裁定认定犯罪性质错误，可能对司法实践产生不良效应的。上级检察机关要支持下级检察机关依法开展抗诉工作，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提请抗诉的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讯原审被告人、复核主要证据；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依法支持抗诉或者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要按照规定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对于人民法院正确的判决、裁定，应当做好当事人的息诉工作，维护审判权威。
（四）加强对死刑复核和死刑执行活动的监督。死刑案件事关重大，社会高度关注。要适应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加强调研论证，研究有效开展死刑复核监督的措施，规范监督程序，依法强化对死刑复核的监督。高度重视死刑执行监督，研究制定死刑临场监督工作规则，严格依照有关规定派员监督死刑执行活动。发现存在不应当执行死刑情形的，应当立即建议人民法院停止执行；对违反法定死刑执行程序，侵犯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应当及时监督纠正。
（五）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加强诉讼监督。要正确处理监督目的与监督手段的关系，拓宽监督思路，讲究监督方法，采取口头监督与发检察建议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相结合，即时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相结合等方式，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效果。要加强宏观监督，注意对一定时期内侦查、审判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督意见和建议，督促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纠正。对于提出的监督意见，要逐件跟踪。对排斥监督或者经监督仍不纠正的，可以向同级党委、人大报告，或者采取通过上级检察机关向被监督单位的上级机关通报的方式进行监督。
（六）强化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各级检察机关要严格执行《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实行内部制约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强化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内部监督制约。公诉部门要依法履行侦查监督和内部制约的职责，对侦查阶段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的职务犯罪案件，公诉部门对案件事实、证据或者处理决定提出不同意见的，应当建议检察委员会再次讨论。
重点规范职务犯罪案件不起诉工作，有效防止职务犯罪侦查权和不起诉权的滥用。要研究制定职务犯罪案件不起诉的标准，规范程序，定期分析通报职务犯罪案件不起诉情况，采取综合措施有效降低不起诉率，坚决纠正利用不起诉办关系案、人情案、台阶案、利益驱动案的现象。要严格掌握职务犯罪案件不起诉标准，对于依法应当起诉的，不得作不起诉处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应当综合考虑案件性质、社会影响等因素，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作不起诉处理。
（七）完善诉讼监督工作衔接机制。要加强公诉部门与侦查监督、监所检察、控告申诉等部门的沟通、配合，互通情况，相互衔接，形成合力，共同做好诉讼监督工作。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将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的情况及时通报公诉部门，公诉部门应当实施跟踪监督，并将情况向侦查监督部门反馈。对于公诉部门正在办理的案件，其他部门接到有关控告申诉，或者发现有诉讼违法行为的，应当向公诉部门通报，公诉部门应当据此加强对侦查、审判活动的监督。
（八）建立检察机关内部诉侦协作机制，坚决查处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是造成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各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与反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检察等部门要切实加强配合，把查处司法不公背后的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作为强化诉讼监督的有力手段，形成监督合力。要制定检察机关诉侦协作具体规定，公诉部门对在办案中发现司法人员的职务犯罪线索，经检察长批准，可以进行初步调查或者将线索移送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当作为重点案件优先查处，并及时向公诉部门反馈查处结果。要把加强诉侦协作、主动发现和查处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情况，作为考核公诉部门和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
四、加强业务规范化建设，完善公诉案件质量保障体系
办案质量是公诉工作的生命线。各级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完善案件质量保障体系，促进公正执法，保障办案质量。
（一）规范公诉业务流程。业务规范化建设是促进公正执法和保证办案质量的重要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依据法律规定，结合公诉实践，在整合现行各项公诉业务制度的基础上，统一制定公诉工作细则和公诉业务规范化建设标准，加快公诉业务、队伍和信息化“三位一体”机制建设，进一步规范公诉业务流程，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案件质量和办案活动管理，有效保障公诉权依法正确行使。
（二）建立和完善公诉案件考评体系。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制定公诉案件考评办法，对各省级人民检察院的公诉工作进行考评，考核结果及意见向省级人民检察院逐个反馈，必要时向各地通报。各省级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实际制定考评细则，并认真组织对地、县级人民检察院的公诉工作进行量化考评。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公诉案件考评体系，形成符合“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要求的工作导向，促进公诉工作全面、健康发展。
（三）制定和完善公诉案件证据标准。抓紧制定和完善各类常见公诉案件证据参考标准，规范审查证据工作，引导侦查机关（部门）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敏感性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要逐步实行全程录音、录像，有效固定证据，防止翻供。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据以定案的证据必须形成完整链条，排除合理怀疑。
（四）建立案件特别备案审查制度。要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为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办案指导，保证办案质量，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必须及时将情况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备案：(1)职务犯罪大案、要案；(2)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敏感案件和新闻媒体关注的案件；(3)协调意见与检察机关意见不一致的案件；(4)参与协调的司法机关之间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5)其他需要备案的案件。对备案的案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支持和督促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办案。应当特别备案而未按照规定上报的，如果发生错案，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五）完善公诉案件质量预警机制。要严格执行《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实行办案质量预警机制的规定（试行）》，对无罪判决、不起诉、撤诉、抗诉等重点案件的质量状况实施动态预警，及时解决办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级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实际逐步严格预警指标，缩短动态预警的周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定期向各地通报质量预警情况。
五、深化公诉工作机制改革
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本着积极、慎重、稳妥的原则，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推进公诉改革，创新公诉工作机制，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诉制度，努力推动公诉工作与时俱进。
（一）完善和落实职务犯罪案件不起诉监督制约制度。继续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部署，实行职务犯罪不起诉案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制度，规范上报审批的工作程序。要把人民监督员制度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制度有机衔接起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拟作不起诉决定的，应当启动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决定作不起诉的，及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
（二）推进充分体现刑事政策的公诉方式改革。要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理解、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既要坚持“严打”方针，稳、准、狠地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又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过失犯，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区分不同情况，依法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加强对失足者的教育挽救工作，增强指控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要积极推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诉方式改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公诉部门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机构。对未成年人犯罪，可诉可不诉的不起诉，可判可不判实刑的依法建议人民法院判处缓刑。探索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实行分案处理的制度和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出庭支持公诉方式。
（三）积极探索量刑建议制度。为更加充分地发挥公诉职能，强化对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的监督制约，保证案件公正处理，要在总结一些地方探索量刑建议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积极稳妥地开展量刑建议试点工作。要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依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庭审中就犯罪嫌疑人的量刑幅度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要把探索实行量刑建议制度与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结合起来，推动量刑工作严格依法进行。
（四）加快公诉一体化机制建设。公诉一体化是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检察一体化原则在公诉工作中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要通过建立公诉一体化机制，强化公诉工作的上下领导、横向配合和对外协调，形成检察机关公诉工作的整体合力。对于因外部干扰、舆论影响等因素，不适合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商同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辖。要切实加大对下级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工作的支持力度，上级人民检察院要积极协调同级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督促其下级机关按照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纠正诉讼中的违法现象。上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办案需要，可以选调优秀公诉人或者业务骨干办理重大、复杂案件。案件涉及多个地区的，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协调，各地要积极配合。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
（五）继续深化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改革。要进一步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坚持高标准选任主诉检察官，完善办案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落实激励机制，切实解决主诉检察官岗位津贴等待遇问题。进一步规范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认真落实公诉环节的检务公开，增强公诉工作的透明度。
六、加强公诉队伍专业化建设
国家公诉人的特殊使命和身份，要求公诉队伍必须是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队伍。各级检察机关要适应公诉工作的特点，围绕公诉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责任、职业纪律和职业形象，大力加强公诉队伍专业化建设，全面提高公诉队伍的整体素质。
（一）加强公诉职业道德建设。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公诉人员，切实夯实“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增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决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强化职业自律意识，严格恪守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坚决抵制办案中的干扰和各种腐蚀诱惑，自觉接受监督，努力做到依法公正行使公诉权。
（二）加强公诉职业能力建设。要围绕依法正确履行公诉职能，重点提高审查判断证据、正确适用法律、出庭支持公诉、履行诉讼监督职责和公诉业务指导的能力。要制定公诉人基本素质标准，逐步把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充实进公诉队伍，对主诉检察官实行动态管理，不断优化公诉队伍的结构。大力加强业务培训，保证公诉人每年脱岗培训时间不少于15天，促进业务知识不断更新；培训结束后要组织考试，考试不合格的离岗培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通过出庭实践和组织出庭观摩、案例研讨、业务竞赛等，积累办案实践经验，提升公诉业务水平。加强公诉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专家型人才库，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做起，努力培养造就一批精于办理各类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公诉专家。高检院定期组织“全国十佳公诉人暨优秀公诉人”和“全国十佳公诉庭”评选。
（三）强化公诉职业责任。要切实强化公诉人员的职业责任，完善公诉工作责任追究制。对于因公诉部门和承办人责任造成错案的，按照错案责任追究制追究公诉部门负责人和承办人的责任；对于办案责任心不强造成失误、办案质量不高的，对责任人进行诫勉，两次诫勉无效的离岗培训，离岗培训不合格的依法免除检察官职务、调离公诉部门或办案岗位；对因管理存在疏漏导致严重违法违纪的，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追究公诉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四）严明公诉职业纪律。要严格规范公诉环节的执法行为，集中整改人民群众不满意的突出问题，切实扭转公诉人员违法违纪比例相对偏高的状况。要特别注意发现和查处公诉不公背后的公诉人员违法违纪案件，凡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的，私放犯罪嫌疑人、帮助串供、毁灭或者伪造证据以及通风报信、泄露办案机密的，私自办案或者干预下级检察院办案的，私自会见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申诉人、亲友或者接受上述人员财物、宴请、娱乐活动的，在办案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有其他严重侵犯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行为的，因违法违规办案、玩忽职守造成犯罪嫌疑人等脱逃、死亡、严重伤残的，要先停职离岗，再区分性质和情节轻重，依纪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加强公诉职业形象建设。公诉工作是检察机关的一个重要窗口，代表着检察机关的形象。公诉人员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群众意识，依法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秉公执法、伸张正义。要自觉养成良好的职业作风，坚持依法办案、热情服务，坚决克服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公诉人出庭公诉要严格遵守《公诉人出庭行为规范（试行）》和法庭纪律，做到依法履职、客观公正、着装统一、仪表整洁、语言规范、举止得体，并在完成指控犯罪任务的同时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展示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七、切实加强对公诉工作的领导
各级检察院党组要进一步加强对公诉工作的领导。要始终把公诉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定期听取公诉工作汇报，认真研究解决公诉工作中的问题，为公诉部门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要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配备到公诉部门的领导岗位，公诉部门主要负责人应当担任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委员会对公诉部门提请讨论的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应当及时研究。要切实解决公诉部门人少案多、超负荷运转的问题，根据公诉业务量合理确定公诉部门的编制，加强公诉部门的办案力量。妥善处理干部交流轮岗与公诉队伍专业化的关系，高度重视公诉队伍人才流失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公诉骨干队伍的基本稳定。要加强公诉部门的物质装备和信息化建设，提高公诉工作的科技含量，加快实现从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管理模式的转变，把科技手段有效地转化为现实战斗力。
高度重视和加强基层公诉工作。基层公诉工作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和公诉工作的全局。要认真贯彻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的战略部署，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基层检察院公诉人才出现断层、办案力量紧张、业务培训不足等实际困难，在干部交流、业务培训、装备建设等方面要向重点西部地区基层检察院倾斜。检察机关新增编制，应当主要充实办案任务繁重的基层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要专门举办培训班，为基层检察院培养公诉业务骨干。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和省级人民检察院公诉处要在基层检察院建立公诉工作联系点，形成制度并长期坚持。
切实加强公诉工作的对口指导。上级检察院公诉部门要准确把握职能定位，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加强对下指导和督促检查，狠抓工作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和省级人民检察院公诉处要重点加强宏观指导和分类指导，认真解决带有普遍性或者倾向性的问题，增强业务指导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担负起指导公诉工作全局的重要责任。
重视和加强公诉理论研究。要在公诉部门大力倡导理论研究的风气，重视公诉理论人才的培养，逐步形成一支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公诉实践经验的研究队伍，加强与学术界和境外检察机关的交流合作。要立足于强化法律监督，积极探索公诉工作的规律，加强中外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从理论上对公诉改革进行研究论证，对公诉实践的新发展进行科学概括，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诉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原载于《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中国期刊网文章编号1005-3558(2004)04-0041-03
试论仲裁诉讼化的利弊
（武汉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本文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诉讼化倾向进行了利弊分析,从仲裁的分析性质入手,以契约性第一位,司法性第二位的结论,得出仲裁诉讼化不利于仲裁的健康发展,只会沦为诉讼的简单翻版。再以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阐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
关键词： 仲裁诉讼化 意思自治 司法监督 仲裁员
国际商事仲裁日益诉讼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就“仲裁诉讼化”这个命题来言，究竟是利还是弊，可谓褒贬不一。上世纪末，美国国会在对美国统一仲裁法案进行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修订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根本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面对现代复杂的仲裁实践，需要制定更多、更细致的仲裁法律及仲裁规则来规范仲裁实践；并且单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制度的完善就是一个诉讼化的过程，就是其不断制度化、系统化的表现，也是法制规律的必然要求。 另一派则认为：试图用僵硬的条文来约束自由灵活的仲裁是徒劳的。相反只会抹杀掉仲裁赖以生存的本质特征，使得仲裁成为诉讼的简单翻版，丧失蓬勃生机。 那究竟仲裁诉讼化是好还是坏呢？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就“仲裁诉讼化”而言，笔者认为弊大于利。
我们可以从分析仲裁的性质入手来思考“仲裁诉讼化的利弊”这个问题，看究竟诉讼化是与其本质属性相符合还是相背离？仲裁具有不同于诉讼、ADR中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独特性质，关于仲裁性质问题理论界争论颇多，迄今为止主要有主要有四种理论。传统学说认为仲裁具有契约性，或者具有司法性,或者认为仲裁兼具司法性和契约性，即混合论,第四种理论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自治说。四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裁的某种属性，但都失之偏颇或折中调和，均未抓住仲裁最本质属性。司法说肯定了国家法律对仲裁的监督与影响，却片面的扩大了这种监督，完全抹杀了仲裁产生发展的基石即当事人意思自治。持该理论的人定会肯定仲裁诉讼化，认为是其司法性所决定的。契约论则走到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无限制的意思自治，否认国家对诉讼的任何作用。持该理论的人定会全面否认诉讼化，认为诉讼化的结果只会让仲裁丧失意思自治的本性。混合论试图折中调和前两种理论，但只是将二者简单相加，一样一半，也未能从整体上回答仲裁最本质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持该理论的人面对仲裁诉讼化时只会不知所措，人云亦云。自治说基本上抓住了仲裁的本质性质，但又主张这种自治性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却也是不符和仲裁现实的。 我认为要想弄清仲裁性质，首先应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仲裁与诉讼一样，都是解决争议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在已经有了诉讼之后，还要一个独立的仲裁制度存在呢？很显然，是因为人们希望有一种不同于诉讼，又比诉讼更具优点的解决商事争议的方法或制度，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事交往中逐渐创设了仲裁制度。这个仲裁具有但诉讼不具有的优点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因此仲裁首要的、第一位的属性是契约性。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施米托夫所说：“商事仲裁的首要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但现代仲裁又离不开国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协助，如财产保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等等。因此仲裁又具有司法性，但它是辅助的、第二位的。所以我认为仲裁的性质是以契约性为主、司法性为辅的二者有机结合。据此再来分析“仲裁诉讼化的利弊”就很容易得出“弊大于利”这个结论，因为其颠倒了契约性与司法性的主次关系，过分张扬了仲裁的司法性而忽略了首要的契约性。
弄清了为何仲裁诉讼化是弊大于利，下面将以我国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给大家讲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尝试性的提出一些可行的改进方法。
一、仲裁程序规定过于严格，缺乏灵活性
在国际仲裁中，各国实践几乎都允许当事人在不背离强行法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仲裁程序及确定仲裁程序法，被称为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都有类似规定。我国94年《仲裁法》不但没有规定当事人有选择仲裁程序的权利，并且在程序方面的规定繁琐又严格。比如根据第45条规定：“证据应在开庭时出示，并且由当事人进行质证。”这一规定不仅排斥了仲裁活动中的其他质证方式，而且对于采用书面审理的案件的形式制造了障碍，因无法当庭质证而不能推进程序的进行，造成了拖延。这都与仲裁应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快捷的价值背道而驰，使我国仲裁程序在操作中缺乏一定灵活性，沦为诉讼的翻版。 “仲裁的契约性”使其与诉讼不同，当事人不仅在实体问题上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在程序问题上亦有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双重意思自治是现代商事仲裁的重要特色，也是自由经济的必然结果。为使中国内地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仲裁中心，未来的仲裁法有必要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法的自由。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只需规定仲裁程序应满足“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即可。
二、仲裁协议形式要件过于僵化
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石，有效的仲裁协议不仅使仲裁庭取得合法的管辖权，也是裁决得到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随着仲裁产业化的发展，各国都本着“尽量使其有效”的思想，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仅限于书面性，而没有其他要求。 素以对待仲裁严格著称的英国，96年《仲裁法案》也只要求“仲裁协议为书面形式或经书面证实即可”。但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第18条的规定，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形式要件，即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样过分的约束，使许多当事人本有意愿将纠纷提交仲裁但因非关键性内容的欠缺而导致无效，而且实践中争议发生后再来补充协议的可能性极小。既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又违背了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最初意愿。作为《纽约公约》的参加国，我国应执行公约第2条的规定，更好的与国际惯常做法一致。
三、只承认机构仲裁，完全否认了临时仲裁和友好仲裁
机构仲裁以其规范性、确定性是各类仲裁中与诉讼最为接近的一种；临时仲裁是几千年仲裁的较原始形态，保留了仲裁最原汁原味的风格与特性；友好仲裁起源于欧洲大陆，现在已得到普遍运用，其程序运作、法律适用更为宽松自由。三种仲裁类型各具特色，相得益彰。
如果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些大标的案件主要在常设仲裁机构审理的话，一些争议金额不大且当事人希望尽快了结的案件，特别是一些海事案件，通过自愿选择他们共同信任的仲裁员组成临时仲裁庭，审理完毕即告解散的方式，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裁决。经济快捷的临时仲裁更受欢迎，其优势不容忽视。临时仲裁远远先于机构仲裁而存在，是商人自治、契约自由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完美、最具特色的表现，否定了它就等于折断了仲裁一只高飞的翅膀，变的僵硬机诫，蒙上了诉讼化的色彩。
中国的国内仲裁制度尚在转型期，但国际仲裁几乎同步于其他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享有一定声誉。而且国际仲裁人才的资源是各国共享的，人民法院在处理与国际仲裁的关系上也更加重视和相对正规。因此对于自主性较强的临时仲裁，可先考虑纳入国际仲裁制度中，使当事人有更多可供选择的争议解决方法，有助于增强中国仲裁制度的活力与吸引力。
至于友好仲裁，则“与诉讼有霄壤之别”。友好仲裁意味着仲裁员可以依据公允善良（ex aequo et bono）或衡平(aeguitas)观念，而不必严格依照法律做出裁决。无疑法官是绝不能这样断案。事实上，国际仲裁界鲜有不承认友好仲裁的。承认友好仲裁，不但赋予当事人更广阔的选择空间，仲裁庭也能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主义的束缚要小的多，使仲裁结果更加切实可行，合理公平，而不必刻意追求其“合法性”。因此我认为在我国仲裁制度中加入友好仲裁，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又一表现。
四、仲裁员制度中的诉讼化问题
“有什么样的仲裁员就有什么样的仲裁。”仲裁员是整个仲裁的核心与灵魂。我国的仲裁员制度则存在着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带有明显的诉讼化倾向。①强制名册制限制了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自由意志，类似诉讼当事人无法选择法官一样。本来施行名册制的目的是使当事人及时、准确、有针对性的选任仲裁员 ，但以CIETAC最新的仲裁员名册为例，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518名仲裁员，而1999年处理的案件涉及的当事人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至少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事人无法选择本国人作仲裁员。而且有些国家和地区被列入仲裁员名册的人数极少，甚至仅一个。这种迫使当事人无人可选的强制名册制完全违背了名册制的初衷。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强制名册制使仲裁员成为稀缺资源，成为一个带有神圣光圈的高雅头衔，许多法院的离退休法官甚至在职法官都想挤进这支队伍，以图名利双收。过多没经过仲裁专业培训的法官成为仲裁员，其固有的诉讼思维模式和经验很可能做出合乎法律但不切合商业实际的机诫的裁决，使得仲裁诉讼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剧。因此摒弃强制名册制，采用推荐名册制势在必行。②驻会仲裁员制度所体现的程序诉讼化倾向有悖于仲裁的民间性。 专家断案是仲裁的又一特色优势，它甚至不要求仲裁员有法律教育背景，会计师、工程师、商界德高望众人士均可担当。就象杨良宜先生所说：“仲裁员并不是什么专业资格。” 而驻会仲裁员其半职业的特征，容易形成定式思维，导致诉讼化。“有些内部仲裁员的本职工作是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类似于法院的书记员，而当其被选任为仲裁员时就摇身一变成为裁判者。这种角色和功能的不停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诉讼化倾向。”我国立法应明确规定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应在本机构受理的案件中担任仲裁员，或者出任当事人的代理人及顾问。
五、过度的司法监督只会使仲裁演变为另一个诉讼
从仲裁的发展历史来看，法院与仲裁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法院不干预仲裁；过度的干预和控制仲裁；适度的司法监督。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绝对不能脱离法院的支持而独立存在。并且协助与支持仲裁的职能在不断加强，监督与审查的职能在不断弱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规定了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只不过实施监督的具体方式、程度与范围不同罢了。但是司法监督是否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过多的司法监督同没有监督一样百弊丛生。” 那样只会抹杀仲裁的民间性、高效灵活、一裁终局等等优势，使仲裁沦为法院的附庸。实际上成为仲裁“一审”，法院“二审”，这种“二审”既包括撤消仲裁裁决，也包括退回仲裁机构重新仲裁，还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这样下来所耗费的时间与金钱远远超过了诉讼本身，仲裁简便、快捷、经济的优势荡然无存，更可悲的是当事人往往还要掉过头来重走诉讼之路。
大多数国家都尽力缩小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其缩小在程序问题上面，并且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申请而启动的。如裁决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仲裁庭的组成是否符合仲裁程序等等，仅有英美少数几个国家规定可以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但目前这些国家正在修改仲裁法，减少司法干预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 M.Schmitthoff）认为司法审查应只针对仲裁程序的“自然正义”，而不论裁决的“是非曲直”。
在我国，内国仲裁和涉外仲裁实行的是区别对待的“双轨制”，对国内仲裁既审查程序又审查实体，对涉外仲裁只审查程序不审查实体。我认为，依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对国内仲裁的实体问题审查应严格限制在“可仲裁性”以及“公共政策”两个方面，涉外仲裁虽不审查实体问题，但程序的司法监督仍存在干涉过严、过多的地方。例如，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根据《仲裁法》第20条“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决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见在该问题上法院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与国际普遍采纳的管辖权/管辖权原则（自裁原则、自决原则）即“仲裁庭有权决定自己的管辖权”背道而驰 。是法院过度干预仲裁的典型表现。
因此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坚持“适度”原则本着支持与鼓励仲裁这一根本出发点，避免过度的法院干预造成的诉讼化倾向，“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司法干预对仲裁发展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在当事人充分意思自治与适当的司法干预之间寻求平衡。”
小结：纵观仲裁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六世纪至今，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这是一种进步趋势，是法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我认为仲裁并不排斥制度化，只是排斥按照诉讼模式和诉讼思维理念的制度化。按照诉讼的思维观念，套用诉讼的制度模式来推进仲裁的制度化，是不可取的，只会使仲裁一步步丧失生命力。我的观点就是：坚持制度化，反对诉讼化，“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必须在寻求制度化和避免诉讼化的悖论之间求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Thomas J. Stipanowich，Arbitration Expert Predicts 21st Century Trends, speeched at the ADR Section's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 on September 16, 1998.
2. 李双元著：《中国国际私法通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贸易出版社出版，1993年
4. 寇立耘，中国仲裁员制度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意见，《仲裁与法律》2002年第6期
5. 汪祖兴：《浅谈仲裁公正性——兼论中国仲裁的监督机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4月第2期
6. 宋连斌，《比照适用抑或特别规定：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谈起》——2003中国国际私法年会安徽年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