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交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
2003年第4 号
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已于2003年 4月11日经第3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
部长 张春贤
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的管理，保证水运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的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
第三条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建设项目总投资额在 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进行勘察、设计招标。
第四条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按项目管理权限报交通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进行勘察、设计招标：
(一)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的；
(二)勘察、设计采用特定专利、专有技术的。
第五条 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 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预正当的招标投标活动，不得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七条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交通部负责全国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并直接负责有国家投资的大中型及限额以上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和交通部支持系统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长江航务管理局根据交通部的委托，负责长江干线支持系统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按照项目管理权限，依法查处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 招 标
第八条 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是指招标人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依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对水运工程勘察、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通过招标活动选定勘察、设计单位。
第九条 水运工程设计招标分为设计方案招标和设计组织招标两种形式。设计方案招标要求投标的设计单位须完成工程设计方案、提出工程造价测算，是以技术方案为主进行的招标；设计组织招标要求投标的设计单位针对建设项目提出拟进行设计的组织形式，是以商务为主进行的招标。
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一般实行项目整体一次性招标，也可实行分阶段招标，有特殊要求的专业单项工程可单独招标。
第十条 招标人是依照本办法规定提出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项目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十一条 招标人具有与招标项目规模相适应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的，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宜。
招标人不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托的代理范围内办理招标事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为招标人指定招标代理机构。
第十二条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十五日前，按项目管理权限报交通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核备。其中，报交通部核备的项目应当同时抄报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公开招标是招标人通过国家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发布招标公告，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邀请招标是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三个以上具有相应资质、具备承担招标项目勘察设计能力的、信誉良好的特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第十四条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水运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应当公开招标。
国务院经济调控综合主管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不适宜公开招标的，经国务院经济调控综合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除上述重点项目外，涉及专利权保护或者受特殊条件限制不适宜公开招标的，按项目管理权限经交通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可进行邀请招标。
第十五条 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实行资格审查制度。公开招标的，实行资格预审；邀请招标的，实行资格后审。
资格预审是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后，发出投标邀请书前对潜在投标人的资质、信誉、业绩和能力进行审查。招标人只向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发出投标邀请书、招标文件。
资格后审是招标人在收到被邀请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后，对投标人的资质、信誉、业绩和能力的审查。
第十六条 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确定招标方式；
(二)编制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
(三)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
(四)接收潜在投标人的投标申请书和资格审查申请文件；
(五)对提出投标申请的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六)通知申请投标人资格审查结果，向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发放招标文件；
(七)组织潜在投标人踏勘工程现场，召开标前会；
(八)接受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九)开标，审查投标文件的符合性，并作开标记录；
(十)评标，组成评标委员会，提出评标报告；
(十一)确定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十二)与中标人签订合同。
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实行邀请招标的，在编制招标文件后，按上述程序的(六)至(十二)项要求进行。
第十七条 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应当包括的以下内容：
(一)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
(二)招标依据：项目批准文号；
(三)勘察、设计项目概况：工程名称、地点、工程类别、规模、招标范围、工程工期、勘察周期、设计周期和资金来源等；
(四)获取资格审查申请文件的起止时间、地点；
(五)对投标人资质的要求；
(六)对未中标投标人是否补偿。
第十八条 资格审查申请文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资格审查申请书；
(二)潜在投标人的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
(三)潜在投标人的专业技术人员构成和仪器设备水平情况；
(四)投标人的经营管理状况，包括近三年完成主要勘察、设计项目的情况，同类工程实绩，勘察、设计项目获奖和企业社会信誉情况；
(五)上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决算审计情况；
(六)正在承担的勘察、设计项目情况；
(七)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成员各方签订的共同投标协议和联合体各方的资质证明材料；
(八)如有分包计划的，提交拟分包单位的有关资质证明材料。
第十九条 招标文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
(二)投标须知：包括项目名称、地点、工期、工程建设规模、招标范围，勘察、设计周期，招标方式，招标文件答疑、踏勘现场及召开标前会的时间、地点，递交投标文件的时间、地点、方式和正、副本的份数及密封要求，开标的时间、地点，通知评标结果的时间等内容；
(三)勘察、设计合同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
(四)勘察、设计标准规范；
(五)勘察、设计基础资料、经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初步设计文件及工程外部配套条件；
(六)投标文件编制要求；
(七)评标标准和方法。
在招标公告中规定对未中标人作出补偿的，还应当规定对达到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的未中标投标人的补偿方法。
第二十条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补遗或者修正时，应当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日期十五日前，书面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该补遗或者修正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在发出招标文件的同时，应当将招标文件按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权限向交通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招标人应当合理确定资格审查申请文件和投标文件的编制时间。发布招标公告至招标文件发放截止时间，不得少于十日；设计组织招标自招标文件发售之日起至潜在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不得少于十五日；设计方案招标自招标文件发售之日起至潜在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第三章 投 标
第二十三条 投标人是具备相应投标资格，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二十四条 投标人可以单独投标，也可由两个以上法人或者组织组成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身份共同投标。由同一专业的法人或者组织组成的联合体资质，按联合体成员内资质等级低的确定。
联合体成员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联合体主办人和成员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
招标人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不得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
第二十五条 投标人拟将部分非主体、非关键工作进行分包的，必须向招标人提交分包计划，并在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单位的资质应当与其承担的工程规模标准相适应。
第二十六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第二十七条 投标文件由商务文件、技术文件及报价清单组成。
商务文件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一)投标书；
(二)授权书；
(三)资格审查文件规定的主要内容；
(四)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技术文件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一)对招标项目的理解；
(二)勘察、设计工作大纲，包括勘察、设计周期，进度计划，质量保证措施和后续服务措施等内容；
(三)对招标项目特点、难点、重点等的技术分析和处理措施；
(四)拟进行的科研课题和试验；
(五)工程设计方案；
(六)工程造价测算。
报价清单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一)勘察、设计费报价；
(二)勘察、设计费计算清单。
第二十八条 招标文件的报价清单中，对勘察、设计取费应当按照国家现行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并可做适当调整。
第二十九条 投标文件应当采用双信封密封，第一个信封内为商务文件和技术文件，第二个信封内为报价清单。上述两个信封应当密封于同一信封中为一份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及补充说明函件，均须经投标人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者署印。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第三十条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已递交的投标文件，并书面通知招标人。补充、修改的内容应当使用与投标书相同的密封方式送达，并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三十一条 招标人在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封存。对在投标截止日期后送达的任何函件，招标人均不得接受。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三十二条 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不得串通作弊，不得妨碍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不得以行贿、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中标。
第四章 开标、评标、中标
第三十三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提交投标截止日期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应当为招标文件预先确定的地点。
第三十四条 开标由招标人主持，邀请所有投标人和监督人员参加。
第三十五条 开标时，由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也可以由招标人委托的公证机构检查并公证；经确认无误后，当众拆封投标文件的第一个信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文件签署情况及商务文件标前页的主要内容。投标文件中的第二个信封不予拆封。
开标过程应当场记录，并存档备查。
第三十六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作为废标处理：
(一)投标文件未按要求密封；
(二)投标文件未按要求加盖投标人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者署印；
(三)投标人对同一招标项目递交两份或者多份内容不同的投标文件，未书面声明哪一个有效；
(四)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
第三十七条 评标工作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工作按照交通部制定的水运工程勘察、设计招标评标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的有关要求进行。
评标委员会成员由招标人的代表及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其中专家人数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进入评标委员会。
交通部和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分别设立评标专家库。大中型及限额以上有国家投资的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评标委员会专家，从交通部设立的评标专家库名单中确定，其他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评标委员会专家从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设立的评标专家库名单中确定。
按前款规定确定评标专家，可以采取随机抽取或者直接确定的方式。一般项目，可以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技术特别复杂、专业性要求特别高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的招标项目，采用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专家难以胜任的，可以由招标人在专家库名单中直接确定。
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三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或者说明，但是澄清或者说明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第三十九条 评标中一般采用综合评价方法。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对投标人的信誉和经验，项目负责人的资格和能力，对项目的技术方案、技术建议，勘察、设计周期及进度计划、质量保证措施，后续服务和报价进行分别打分评议。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的第一个信封评审打分后，在监督机构到场的情况下，拆封投标人的第二个信封，对第二个信封进行评审打分。经综合评审，依据对投标人综合得分结果的排序高低推荐二名中标候选人，并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
招标人应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依序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第四十条 评标报告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对评标结论持有异议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可以书面阐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拒绝在评标报告上签字且不陈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评标结论。评标委员会应当对此作出书面说明并记录在案。
第四十一条 评标委员会经评审，认为所有投标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四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私下接触投标人，不得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第四十三条 在确定中标人之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
第四十四条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在七日内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在十五日内，按项目管理权限将评标报告向交通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五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第四十六条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提供。提供履约保证金可以采用提供银行保函的方式。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招标人不具备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条件而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给予警告，招标无效，并责令其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招标人未经批准而进行邀请招标的，给予警告，并责令其重新办理招标事宜。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招标文件未按照项目管理权限报交通主管部门备案而进行招标的，给予警告，并责令其停止招标活动。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一条 交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视情况由交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第五十三条 使用国际金融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进行招标，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招标投标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有特殊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由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2003年6月1日起施行。
关键词: 非讼程序/审理对象/一般非讼事件/真正诉讼事件/审理界限
内容提要: 非讼程序审理对象相当广泛，既包括无争议的非讼事件，也包括存在争议的真正诉讼事件。这些事件多以公益性强、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法官裁量性、需迅速处理、具有形成作用为主要特点。就审理界限而言，德、日最终虽然都接受了形式界限说，将其委诸于立法者的政策，但受各国整体法制环境影响具体表现并不相同。我国民事程序法应注重非讼程序多重功能的发挥，如此既能避免诸多事件转化为纠纷后再以诉讼程序解决，又能解决大量不适应诉讼程序解决的争议。
作为一个聚合性概念，非讼程序最初以各类非讼事件审理程序的形式存在。1898 年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典制定并于通则中确立非讼事件的共通原则、制度及规则后，非讼程序逐渐发展成为一类体系化、独立的民事程序。不过，构成其审理对象的非讼事件在内涵和外延上却并不确定或一致，不同国家及地区类型有所不同，同一国家及地区亦因时期不同而有所不同。我国民事程序法虽然没有采用“非讼程序”、“非讼事件”这组概念，但程序法和实体法对于具有这种性质的程序和事件都有涉及，比如《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特别程序所规范的事件，除选民资格案件外，在性质上均属非讼事件。比较而言，我国非讼程序审理对象范围过于狭窄。这种状况既可归因于立法的模糊或者缺失，也源于我国理论上对非讼程序功能认识上的偏颇[1]。近年，因法院诉讼案件审判压力的增大，非讼程序开始受到重视。2012 年 8 月 31 日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即增加了调解协议确认和实现物权担保两类非讼事件。可以预见，随着民法典制定及我国理论界逐步接受民事程序分类理念[2]，还会有更多事件被纳入非讼程序审理范围。但我国理论上至今未就哪些事件可以适用非讼程序展开深入探讨，这无疑会使立法具有盲目性。有鉴于此，借助比较法就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非讼程序审理对象进行整理分析是必要的。考虑到问题的典型性，本文将主要围绕德国和日本两国展开研究。
一、审理对象之一：一般非讼事件
一般非讼事件是指没有争议的非讼事件。这类事件是非讼程序初始形成的基础或者说主体。
（一）一般非讼事件的类型
德、日一般非讼事件范围比较宽泛，它涉及民、商事及家事等法律领域。由于类型复杂，很难整理出全部事件，这里仅就主要事件做一整理。具体而言，民事领域的一般非讼事件包括[3]：宣告社团法人解散、选任清算人、剥夺社团法人的权利能力、许可召集社团总会、选任临时董事、清算人及董事的报酬，这些主要是基于法人内部管理而产生的事件；社团登记、对法人名称等的确定；指定保存分割共有物证书的人；信托关系人（包括受托人、监事、信托管理人、信托监护人等）的选任及改任、信托关系终了、信托关系清算；动产质权实现许可。
商事法律领域是非讼事件集中的主要区域，主要涉及公司非讼事件和拍卖事件。具体而言，公司非讼事件包括：公司登记、命令公司解散、选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撤回股东业务执行权、股东申请检查公司财产、决定清算人报酬额、许可阅览公司相关书类、选任帐薄资料保管者、选定临时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清算、公司重整、决算审查人的选任和解任。拍卖事件[4]主要是买受人解除契约后为履行保管义务对物的拍卖以及船舶所有人对运输品的拍卖。
家事法律领域非讼事件较多，主要因为这一领域社会公益性较强，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与处分权通常会受到较大限制。国家作为一般非讼事件处理的事件类型主要包括[5]：不在者的财产管理及宣告失踪；宣告丧失亲权、管理权；子女姓氏变更；收养许可；许可终止收养；未成年人监护及成年人监护，包括选任监护人、保佐人或者监护监督人，辞任监护人、保佐人或者监护监督人的许可，解任监护人、保佐人或者监护监督人，决定监护人报酬等；继承事件，包括申报限定继承、抛弃继承、选任继承人财产管理人、分割继承遗产、选任遗嘱执行人、给付遗嘱执行人报酬、遗书审查、撤销遗嘱；夫妻财产登记[6]；夫妻财产管理的变更。
（二）一般非讼事件的特点
以上虽非德、日一般非讼事件的全部类型，但由这些事件足以反映这类非讼事件的特点：
公益性较强。尽管关于公益性的内涵在我国学界争议较大，但德日等国家及地区学界通常认为所谓公益是对任何不特定第三人的保护[7]。换言之，某一法律行为可能会损害不特定第三人利益时就可以被认为是对公益的损害。这一特点在上述家事事件中自不待言，在民商事法律领域体现也尤为明显。民事法领域以社团法人事件为例，社团法人基于非法目的设立，或者在设立后从事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活动的，在德、日法中均认为是对公益的侵害。日本法中可以宣告该法人解散[8]、德国法中则规定了法院可以剥夺社团法人的权利能力[9]。商事法领域如临时选任公司管理人事件[10]，公司负责人缺员或者负责人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而损害任何与其进行经济往来的第三人的利益，这也属于对公益的侵害。所以日本法和德国法均规定法院可依申请为其选任临时管理人。由此，就避免了损害发生后再以诉讼形式弥补，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公益。
多体现为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继续性事实或者法律关系是从时间延续角度展开的。学界关于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的直接讨论较少，但关于继续债的关系讨论较多。从继续性债的关系的描述中，可以大致推论出这类事实或法律关系的特点。德国学者 Wiese 认为，所有的继续性债之关系依其性质可以无限地延续[11]；Gschnitzer 认为，一切继续性债之关系能够不消灭地存续，并且在不抵触其本质的前提下，源源生成一系列的权利义务。这种特性可称为“继续性债之关系的不可消耗性”[12]。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把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的特点概括为时间的无限延续性和行为的持续实施性。诸多一般非讼事件均能体现这一特点。以收养关系为例，收养关系虽因法院宣告而成立，但收养本身就是持续性行为；并且这一关系持续期间，法院始终负有监护职责，一旦发现有法定原因时均可依职权废止该关系。当然，并非所有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均可作为非讼程序审理对象，只有那些存续期间内需要结合各种情势变化借助于国家公权力不断调整的事实或法律关系才能如此。
具有时效性、需迅速处理。所谓时效性是指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发生时法院必须尽快做出裁判，以避免给关系人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危害。以监护人选任为例，监护人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被监护人能力的不足，在监护人缺位时应及时予以确定。再以选任公司清算人为例，在依法不能确认清算人时，事件进展已经陷入僵局。法院必须迅速确认清算人才能化解这种僵局。应指出的是，这一特点在商事非讼事件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这是由商事法律关系的迅速性、定型性、营利性等特点决定的[13]。
裁量性。诸多非讼事件涉及的实体法律规范缺乏明确内涵，仅提供一种指导性判定，需法官结合具体案件综合平衡后始能做出判决。以决定监护报酬事件为例，《德国民法典》第 1836 条 2 款规定，监护法院必须许可向监护人或监护监督人给予报酬。报酬额按照监护人对执行监护有用的专业知识以及监护事务的范围和难度来确定。显然，条款自身并没有提供一个准确的给付标准，具体如何给付需要法官进行裁量。非讼事件的裁量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具有未来性。法官进行的积极性、协助性干预旨在形成某种新的法律状态。诚如三月章教授所言，“非讼事件中法官的裁量性判断是一种创设的、展望的判断”[14]。某些诉讼事件中虽然也存在着“显失公平”等不确定概念需法官进行裁量，但这种裁量是针对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法官基于公平所进行的一种回顾性评判，目的是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第二，部分非讼事件的裁量虽也具有形成作用，不过它与离婚、婚姻取消等形成诉讼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后者是由法院确认法定形成要件的有无来引起法律关系的变动，是一种与形成要件相联系的法律效果；前者与形成要件无关，只是一种更广泛的行政裁量或者说处分而已。
二、审理对象之二：真正诉讼事件
真正诉讼事件指原本运用诉讼程序解决，后基于合目的性因素被移至非讼程序下审理的诉讼事件。它表面虽为非讼事件，性质上却为诉讼事件。把非讼程序审理对象扩展到真正诉讼事件的做法源于德国，是德国为弥补民事诉讼程序自身缺陷所衍生的一种制度。日本最初并没有系统地、全面地研究这一理论，只是到了二战后才逐渐用它来分析日本的法现象。正因如此，两国关于真正诉讼事件呈现出两种完全相异的立法例。
（一）德国法例
德国法例的特点是以某些特别类型的诉讼事件为真正诉讼事件。从现行法而言，德国法中的真正诉讼事件在民、商事及家事法律领域均有所体现：民事法律领域的真正非讼事件包括[15]：质物拍卖合意不成立时法院的决定、夫妻双方就日常生活事务相互代理的争议、有关增益财产补偿[16]的争议、有关补偿退休金的争议等；商事法律领域的真正诉讼事件包括[17]：有限责任股东或者隐名合伙人关于特别检查权的争议、检查人与发起人间的争议、关于监事组织的争议、出席股东大会股东与董事间关于告知权的争议、公司与年度终结检查人间关于年度结算及营业报告规定解释的争议、特别检查人对年度结算确定的争议、不执行业务股东对红利分配的争议、公司合并或转化为有限公司的争议；家事法上的真正诉讼事件包括：扶养事件、夫妻财产事件、因解除婚约、婚姻、亲子及见面交涉权等而产生的请求事件、同性恋关系事件；其它单行法上的真正诉讼事件，主要见于农业法中关于继承权及延长收益租赁契约的争议、婚姻住宅及家用物处理条例中关于婚姻住宅及家用物分配的争议、住宅所有权及长住权法中关于住宅所有权的争议、恢复法上的有关争议。
类似的以某些特别类型事件作为真正诉讼事件的状况在日本法中亦有存在，尽管它在日本法中未成为主流。典型例就是《日本借地借家法》第 42 条所规定的争议事件。《日本借地借家法》是日本规范土地和建筑物的租赁、借用等流转的法律规范。1966 年借地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因情势变更引起的借地条件变更、建筑物扩建和改建的许可、建筑物转让及租赁权让渡和转让的许可、建筑物拍卖·公卖及用地租赁权让渡的许可等[18]诉讼事件改用非讼程序处理。
（二）日本法例
在德、日等国家及地区中，日本法例属于一个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将调停这种非对抗性纠纷解决方式作为非讼事件纳入非讼程序调整范围。这种现象是非讼概念在日本的扩大，也是日本在法移植过程中吸收本国传统要素的产物。不过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历史的产物，而非理论的逻辑形成。最初引入调停制度的是 1922 年《借家借地调停法》[19]，旨在利用情理来维持共同体秩序；1932 年《金钱债务临时调停法》[20]确立了替代调停的审判制度。所谓替代调停的审判是在调停委员会进行的调停没有达成协议希望的前提下，法院认为适当时可以听取调停委员的意见，并权衡双方当事人的衡平，权衡案情，在不违反双方所申请旨意限度内，以职权做出解决案件的裁判[21]。《金钱债务临时调停法》审议过程中，调停被与非讼事件联系在一起。立法者认为，理论上虽然诉讼事件和非讼事件的界限比较模糊，但前者是权利确认后者是权利形成这一点大致是清晰的。如果把诉讼事件简单地在政策上依据非讼程序处理会产生违宪的问题，而调停和替代调停的审判[22]本来属于权利创设，非讼事件具有权利形成的特点，所以将它们解释为非讼事件就不会产生违宪的问题[23]。但这种联系并没有在立法上做出明确规定，1947 年的《日本家事审判法》和 1951 年的《民事调停法》[24]才明确地将调停规定为非讼事件。
日本民事调停主要适用于农事、商事、矿害、交通、公害等民事纠纷领域。家事调停则适用于夫妻同居及其它互相扶助义务、变更财产管理者以及分割共有财产、因婚姻产生费用的分担、指定子女监护人及其它有关子女监护、财产分配、亲权人指定或者变更、废除推定继承人（取消该废除决定）、抚养的处分、遗产分割等家事纠纷[25]及人事诉讼纠纷。2011 年《日本家事审判法》修改时把抚养事件中抚养义务的设定（或取消）和废除推定继承人（或取消该废除决定）移出家事调停[26]，仅作为家事审判对象。
关于为什么把调停和替代调停的审判作为非讼事件并且是真正非讼事件。日本学者佐上善和教授认为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它起初是日本为维持共同体秩序而非权利性、非法律性解决争议所确立的制度；第二，调停在强化判断因素的同时也贯彻了强制妥当性，依此谋求纠纷的解决；第三，调停过程中，采用排除私法自治原则、由国家代之补充当事人意思欠缺的职权主义纠纷处理方式，来形成合目的性裁判和新的法律秩序[27]。
（三）真正诉讼事件的特点
德、日真正诉讼事件虽然存在着上述类型和内容的差异，但它们均是一国民事纠纷解决体系在诉讼程序应对社会纠纷出现困难时自我调整的产物，只是实现路径不同，它们的共性仍然是显著的：
所涉及实体法规范亦多具有抽象性特点，需法官自由裁量。真正诉讼事件涉及的实体法规范在设定权利义务时，多数并没有包含具体内容，一般留待民事主体自由决定；在民事主体间约定不清晰发生争议时，只能由法官裁量。例如，《日本民法典》第 707 条规定，在共同继承人没有达成协议或不能达成协议时，各共同继承人可以请求家庭法院对其进行分割；有特别事由时，家庭法院可以规定期间，就遗产的全部或一部分禁止分割。法典如此规定在于，作为遗产的物或者权利的种类与性质千变万化，不同事件下分割方式、时间及地点等具体内容也就差异相当大，很难统一规定。法典规定不明晰也意味着很难采用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的对抗方式解决这类争议，因为在对抗结构中当事人必须依照法律规范提出主张并承担证明责任，它是以法律规范明确、确定为前提的。运用非讼程序，法院则可以积极地调查证据、斟酌各种情形，以形成裁量性判断。当然，这种裁量性更多的是一种回顾性评判。
多数真正诉讼事件亦多体现于继续性法律关系中。与一般非讼事件相似，真正诉讼事件亦多存在于继续性法律关系中。以日本法婚姻费用分担争议为例，婚姻费用分担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会一直存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只能待争议发生后由法院裁决。其他诸多真正诉讼事件亦具有这一特点。这里易产生疑问的是调停是否属于一种继续性法律关系。从调停适用的范围及目的而言，其主要目的仍是维持既有法律关系。当然，这种维持并不是原封不动，而是修复性维持。调停通过延期清偿、债务减免、变更履行条件等修正合同的不公平，通过排除不公平或定型的法规适用对一般、定型法律关系进行妥当性处理；依此实现法律关系的继续性。
多由形成诉讼转化而来，具有形成的特点。真正诉讼事件多由形成诉讼转化而来，由借助对抗式的形成要件审查转而采纳职权式审查。这样做的原因在于：第一，非讼事件与形成诉讼具有历史亲缘性。非讼程序中“利用裁判的形成”这一观念比形成诉讼概念出现更早，很早就一直有学者主张“形成诉讼本质上就是非讼事件”[28]；并且事实上，非讼事件的裁判也多为形成裁判。第二，形成权的审查也符合非讼程序的特点。形成权的行使通常存在当事人单方行为与借助法院形成裁判两种方式。由法院审查形成要件实质就是把本来委诸于私法自治原则处理的法律形成关系基于某种政策考量置于法院监督之下。限制当事人处分权、导入职权主义，由法院运用职权主义进行判断、裁量更符合法院审查的特点。
公益性较强。公益性在家事事件中体现尤为突出，这一点由前述一般非讼事件也可以看出。它不仅涉及到未成年子女或者家庭中弱者利益保护的问题，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它还关系到社会伦理等一系列道德准则。日本在二战不久就借助家事审判和家事调停实现了家事事件的全面非讼化。德国则一直把这类程序规定于民事诉讼法典中，2009 年非讼程序法修改时也把这类程序全部移到了非讼程序法典中，实现了家事争讼事件的全面非讼化[29]。如此做的目的是运用一致程序将相牵连的纠纷、非纠纷尽可能一次性、迅速处理解决。
三、非讼程序审理的界限：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界分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一般非讼事件与真正诉讼事件特点大致是相同的。二者的区别只是法院介入时间不同。前者是纠纷未发生时法院即以监护角色参与民事权利义务或法律事实的形成；后者则是待纠纷发生后法院以裁决者的身份介入纠纷的解决。一定意义而言，真正诉讼事件是处于一般非讼事件的延长线。立法者把真正诉讼事件从诉讼程序内移至非讼程序下，目的是摆脱诉讼程序对形式主义的过分追求，转而以迅速、弹性、经济的方式来解决纠纷[30]。随着真正诉讼事件的不断增加，非讼事件的类型结构显然已经发生改变，非讼程序逐步成为了与诉讼程序相并列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然而，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是两类性质相异的程序，非讼程序缺乏基本的程序保障，程序除追求合目的裁判外，还不得不考虑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程序利益等，所以运用非讼程序审理诉讼事件总应是有限度的，否则会损害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那么非讼程序的审理界限止于何处呢？换言之，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如何界分呢？
对于这二者的界分，德、日曾经存在着两种基本观点：一是实质界限说。该说认为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存在着实质性界限。该说又可区分为目的说、手段说、对象说等观点[31]。二是形式界限说。依照该说，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界分只是立法政策问题，法律规定采用非讼程序审理的就为非讼事件；反之，就是诉讼事件。最初，研究者也一直坚持实质界限，但真正诉讼事件的不断增加致使非讼事件变得越发混杂，最后不得不放弃实质界限的探寻，把之委诸于立法者进行斟酌。目前来看，形式界限说在德、日已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但这种状况的形成也与各国立法者对非讼程序的调整、修正亦是密不可分；并且，因两国法制整体框架的区别，这一观点的具体实施状况是有所区别的。
（一）德国法例
德国法关于非讼程序审理对象的限制主要来自于《德国基本法》第 103 条第 1 款。这一条款要求任何人都有在法院面前的审问请求权。该权利是德国二战后基于战争对人类基本权利侵害的反思于基本法中确立的，被视为程序保障的基本内容。它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了很好确立，但因德国非讼程序法制定后一直到本世纪就没有修订，所以这一权利并没有直接引入法典。不过，虽然法典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实务却通过判例的方式逐渐确立了它在非讼程序中程序基本权的地位。由此，运用非讼程序审理诉讼事件自然也不会产生违宪问题。2008 年德国非讼程序法修改时在法典中直接规定了审问请求权的各项内容。至此，运用非讼程序审理诉讼事件于立法上已经完全没有障碍。
（二）日本法例
日本关于非讼程序审理对象的限定也主要来自于宪法的规定。《日本宪法》第 32 条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第 82 条第 1 款规定，裁判的对审和判决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这两个条款同时使用了“裁判”的用语，就它在两个条款内含义是否一致存在着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观点。否定说认为，两个条款中运用的“裁判”没有任何关联：第 32 条是指国民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强调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第 82 条第 1 款强调的对审和判决这两种审判行为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完成。换言之，第 32 条并没有国民必须接受诉讼程序裁判的意思；第 82 条第 1 款也没有说所有的裁判都必须经过对审程序[32]。但肯定说却认为这两个条款存在着关联：第 32 条所谓的裁判，除第 82 条第 2款规定的例外情形外，都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以对审和判决的方式进行。对于这两个宪法条款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了非讼程序审理的界限。依据否定说，只要裁判是由法院做出的就符合宪法，法院运用非讼程序审判诉讼事件也不构成违宪；肯定说则认为，诉讼事件必须采用公开、对审及判决的方式进行审判，这意味着诉讼事件不能运用非讼程序审理。20 世纪 60 年代后，肯定说一直居于通说地位。
为解决立法中出现的上述冲突，日本最高法院将权利区分为实体性权利义务（纯粹诉讼事件）与具体内容（非纯粹诉讼事件）。前者涉及到权利义务自身是否存在必须通过公开、对审及判决的方式审理；后者可以采用非讼程序由法院从监护的立场进行裁判。并且，运用非讼程序做出裁判后不影响关系人对于实体性权利义务自身的争执。日本最高法院是这样阐述自己的理由的：“宪法第 82 条规定裁判的对审及判决需要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但是就什么样的事项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采用对审及判决，宪法并没有设置任何的规定。由于确定法律上实体权利义务本身为固有司法权的主要作用，相关争讼通过非讼事件程序或者审判程序以决定形式裁判是回避前述宪法的规定，即使是通过立法方式也是不允许的。因而，关于该条款的合理解释应是，对于法律上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应当在公开的法庭上采用对审及判决形式。……为了促进当事人协议解决，首先可以尝试调停，调停不能的再转移到审判程序，在非公开的形式下继续审理，事实的探知及必要的证据调查则由法院依职权进行。比起诉讼程序而言，这种方式能够实现简易迅速地审理，采用决定的形式也更符合有关身份关系事件的特点。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义务仍然是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所以终局性地确定权利义务本身还需要在公开的法庭上通过对审及判决的方式做出。……在民法没有具体规定时，家庭法院从监护的立场出发，基于合目的性观点，通过行使裁量权形成权利的具体内容是必要的。此时，家事审判法的审判具有形成效力，它在性质上为非讼事件的裁判，因而不需要通过对审及判决的方式做出。……判决确定后，虽然关系人不能就裁判的形成效力进行争执，但在公开法庭上通过对审及判决的方式就同居权利义务本身进行争执的途径并没有封闭。”[33]
这种选择反映了日本最高法院在解释非讼程序审理界限的艰难选择：一方面它力图保持非讼程序功能扩展的合宪性，发挥非讼程序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运用这一程序可能对民众程序基本权的侵害。不过，最高法院所担心的侵害程序基本权问题随着 2011 年 5 月 25 日非讼事件程序法和家事事件程序法通过已基本得到解决。这次立法修订全面强化了当事人及其他程序关系人的程序保障，宪法第 32 条的理念在非讼程序中亦得到了全面落实。
结 语
非讼程序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事件类型化法理，这既能够为非讼事件提供一般性程序，又可以结合事件自身特点制定特殊的审理规则；借助程序的运行，既能够发挥国家监护作用预防各类纠纷的发生，又能够在纠纷发生后迅速、快捷地予以解决。这就使实体法所蕴含的立法价值和目的考量得以充分实现。另外，非讼程序功能并非我国理论界通常理解的仅是确认事实、预防纠纷。真正诉讼事件大量增加后，形成已经构成了非讼程序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真正诉讼事件，它实质上发挥着诉讼程序“减压阀”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还解决了调停这种东亚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在现代西方法制内如何定位的问题。因而，可以预见非讼程序完善必定会成为克服我国民事司法内容诸多困境的有效路径之一。
注释:
[1] 郝振江：《论非讼程序在我国的重构》[J]，《法学家》2011 年第 4 期。
[2] 关于民事程序分类理念的论述，请参见傅郁林：《分界•分流•分层•分类——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基本思路》[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王亚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程序分化》[J]，《中国法学》2011 年第 4 期。
[3]参见《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及财团法人法》第 47 条、第 75 条 2 项、第 87 条、第 197 条、第 188 条、第 210 条、第 216 条、第 261 条；《日本民法典》第 40 条、第 75 条、第 262 条第 3 款、第 354 条；《日本非讼事件法》第 92 条、第 93 条；《日本信托法》第 57 条第 2 项、第46 条第 1 项、第 123 条第 6 项、第 131 条第 5 项、第 165 条第 1 项、第 180 条第 1 项。《德国民法典》第 21、29、37、43、55 条；1898 年《非讼事件程序法》第 159 条。（文中涉及的日本民法典条款请参见渠涛：《最新日本民法》[M]，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德国民法典条款参见陈卫佐：《德国民法典》（第 2 版）[M]，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