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彩申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民间融资/民间借贷/金融监管/立法建议
内容提要: 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年10月28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2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Jeremy Bentham）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168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147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20世纪30年代未以来和美国19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4]2008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重庆高利贷逾300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5]2009年8月11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2006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5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60%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25条规定：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贷款用途；（2）贷款的种类；（3）放贷人的种类；（4）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16%；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4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5000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17%。[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7]2006年10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36%。[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倍限额大约在21－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2－3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至5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3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2008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6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4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差额部分为利息），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24条（年息60%的实际利率），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a）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万及监禁2年；（b）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0万及监禁10年（由1994年第82号第33条修订）。相比较1994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24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10万元”增至最高“监禁10年和罚款500万元”。2001年至2005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24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26件、18件、1件、28件及10件。违反该条例第25条规定（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60%和48%，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例如英国）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24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1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1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如36%）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12]20－30%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
黑龙江省审计机关审计复核工作规则
黑龙江省审计厅
黑龙江省审计机关审计复核工作规则
黑龙江省审计厅
黑审法字(2000)12号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审计复核工作，强化审计机关内部控制，严格依法审计，保证审计工作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中国审计规范》、《审计署审计复核规则》、《黑龙江省审计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省审计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的审计复核，是指审计机关内部的复核机构和复核人员对审计方案、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包括下达的审计决定通知、审计复议决定、审计建议书、协助执行审计决定、移交移送处理，以下简称审计决定）、综合性审计报告等审计事项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的行为。
第三条 审计机关的复核机构是本机关的法制审理机构。
地市一级审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复议法》、《审计法》以及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求，单独设立法制审理机构。
县级审计机关已经设立法制机构的要巩固和完善，有条件的要设立机构，没有条件的要指定专职复核人员。
第四条 审计机关实行审计组、审计组所在业务处（科、组）和法制审理处（科、组）三级审计复核制。
省厅确定的审计组组长组织审计组成员对审计工作底稿、证据进行复核。审计业务处对审计方案、审计报告、代厅草拟的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综合性审计报告等进行复核。法制审理处在审计业务处复核的基础上对全部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等进行复核。
各级审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机关除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必须复核的事项以外需要复核的事项。
第五条 审计机关对审计事项的决策实行审计业务会议和主管厅（局）长分工负责的审定制度。
（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重大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审计复议决定。
（二）主管厅（局）长审定、签批一般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对重大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审计复议决定，提出初步审定意见，提交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第六条 省审计厅确定的重大审计事项的范围：
（一）审计署、省政府以及其他省领导交办的审计事项；
（二）行政复议的审计事项；
（三）需要听证的审计事项；
（四）群众举报经过查实有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审计事项；
（五）审计报告提出的处理处罚意见和建议、涉及到追究处以上领导干部的经济、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
（六）审计报告提出的处理、处罚意见和建议执行后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的；
（七）被审计单位和审计组在审计报告中的有关问题上有较大分歧的；
（八）审计报告中有关问题的定性、处理涉及到的法律、法规等规定不明确的；
（九）违纪情节严重，违纪金额较大的审计事项；
（十）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审定的审计事项。
各级审计机关可以结合本机关的实际情况，依据《黑龙江省审计机关行政处罚决定实施办法》、《审计署审计复核工作规则》和省厅规定的重大审计事项的范围，确定本机关重大审计事项的范围。
第七条 审计方案复核的内容：
（一）编制审计方案的依据是否充分；
（二）审计目的是否明确，是否符合申报立项内容，是否与审计计划相衔接；
（三）围绕审计目的确定的重点内容及相关事项在方案中是否得到落实，确定的审计内容是否能够满足达到审计目的的需要；
（四）审计的范围、实施步骤、时间安排是否合理，需要延伸调查的事项是否在方案中予以明确，需要延伸审计的事项是否履行了立项的审计程序；
（五）审计分工、人员安排是否得当，各层次的责任是否明确；
（六）确定抽查内容、方法、数量、比例是否适当；
（七）方案的调整和修改是否符合程序和规定；
（八）编制审计方案的日期、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是否真实。
第八条 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复核的内容：
（一）是否按照审计方案确定的审计范围和审计目标实施审计，审计工作是否符合相关的审计准则。审计方案确定的审计内容在实施中是否满足审计目的。
（二）与审计事项有关的事实是否清楚。对产生问题的时间、地点、手段、责任人和最终结果是否全面反映，揭示问题是否完整，有无避重就轻。
（三）收集的证据是否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合法性。审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评价是否有充分的证据。
（四）适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否正确。
（五）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的定性是否准确。
（六）审计事项的评价是否恰当。审计评价是否超出审计职责范围，事实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定。
（七）提出的处理处罚意见和建议是否适当。有无应当作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而没有作出处理处罚决定的问题。有无违反从重、从轻处罚原则和“三个有利于”原则的问题。
（八）对被审计单位要求举行听证的，是否已经组织听证。
（九）审计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计划外审计问题，延伸审计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审计方案的制定、审批、调整、修改是否符合规定，审计通知书是否在法定时间送达，审计小组报告在提交审计机关审定前是否征求了被审计单位的意见。
（十）其他需要复核的事项。
第九条 综合性审计报告的复核内容：
（一）形成报告的依据是否充分；
（二）报告的结构是否合理；
（三）报告的主题是否准确；
（四）报告的重点是否突出；
（五）报告的数字是否准确，内容是否具有宏观性，个别问题和普遍性的问题表述是否恰当，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
（六）审计建议是否具体、有可操作性；
（七）文字是否简练，报告角度是否适当。
第十条 项目审计结束后，审计组组长组织对审计工作底稿、审计证据进行复核，提出书面复核意见。草拟的审计报告和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后修改的审计报告，应当经过审计组成员的集体讨论，成员的发言应当记录在案，并作出会议纪要。
第十一条 审计组经过复核的审计报告在完成集体会议讨论后，应当将小组的复核意见、会议纪要、被审计单位的书面意见连同审计案卷一并提交所在业务处（科、组）进行复核。
第十二条 审计业务处（科、组）指定的复核人员应当对本规则规定的复核内容进行全面复核，作出书面记录即复核台账。对复核认定需要纠正的问题，通知审计组纠正。待审计组纠正或者作出说明后，对复核事项作出评价，填写审计复核意见单。审计复核意见单上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按照本规则规定应当复核的内容逐项作出复核评价；
（二）复核过程指出的问题和纠正结果；
（三）复核人员认为有问题，但审计组没有纠正，建议提交处（科、组）务会特殊审议的事项。
第十三条 审计业务处（科、组）领导应当对处（科、组）内复核后提交的审计报告、代厅（局）草拟的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等进行审核。没有异议的，提交法制审理处（科、组）复核；有异议或者复核人员建议提交处务会讨论的审计事项，处（科、组）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直接作出审核意见或者组织处（科、组）务会议集体确认后提交法制审理处（科、组）复核。
（一）处（科、组）长直接作出的审核结果，应当在复核意见单上注明；
（二）提交处（科、组）务会议讨论的，处内复核人员应当将讨论的结果、参会人员的发言记录在案，并作出会议纪要；
（三）处（科、组）务会议决定的事项或者处（科、组）长直接作出的审核结果，复核人员或者审计组有异议的，应当在执行处（科、组）长、处（科、组）务会议决定的同时，提出保留意见记录在案。审计组成员和复核人员可以直接向法制审理处（科、组）和主管厅（局）长、厅（局）长反映。
第十四条 审计业务处（科、组）在完成本规则第13条规定后，应当提交法制审理处（科、组）复核，并向法制审理处（科、组）提交下列资料：
（一）审计小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和修改后的审计报告）、对被审计单位意见的说明、复核意见、会议纪要；
（二）审计业务处（科、组）复核意见、会议纪要；
（三）被审计单位对审计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的书面意见；
（四）审计业务处（科、组）代厅（局）草拟的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审计建议书、协助执行审计决定通知书、移送处理书等审计文书；
（五）审计工作底稿及其证明材料；
（六）审计方案；
（七）审计定性、处理、处罚适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八）法制审理处（科、组）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法制审理处（科、组）在收到业务处（科、组）提交的复核材料后，应当办理签收手续。
第十五条 审计复核机构和复核人员有权要求有关业务处（科、组）、审计组提交有关资料。有关业务处（科、组）、审计组不得拒绝提供。
第十六条 法制审理处（科、组）应当在收到复核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本规则规定的复核内容进行复核，对复核工作作出记录。对复核发现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应当将全部复核材料退还业务处并通知限期补证。复核发现的其它问题，认为应当建议审计业务处纠正的，应当通知审计业务处进行纠正。
复核期间的节假日不包括在复核时间内。退回业务处纠正和补证的，以补证和纠正后返回法制审理处的时间为准。
第十七条 审计复核机构、人员有权要求有关业务处（科、组）、审计组纠正审计复核发现的问题。有关审计业务处（科、组）、审计组应当按照要求纠正问题；对提出的问题有异议，不同意纠正的，应当作出书面说明。
第十八条 审计复核机构、人员对审计复核当中发现的有关事实不清的问题，可以到被审计单位进行核实认定。
第十九条 审计业务处（科、组）补证、纠正、或者对法制审理处（科、组）提出的问题作出说明后，法制审理处（科、组）应当对复核事项逐项作出评价，填写审计复核意见单，视情况提出下列意见：
（一）认为应当提交主管厅（局）长审定的一般审计事项，提交主管厅长审定。
（二）认为应当提交厅机关审计业务会议审定的重大审计事项，建议提交审计业务会议审定。由法制审理处（科、组）填写审计业务会议审批单，征求主管厅（局）长、厅（局）长意见。主管厅（局）长和厅（局）长批准后，由法制审理处（科、组）通知办公室安排审计业务会议。
第二十条 主管厅（局）长对业务处（科、组）报送的经过法制审理处（科、组）复核的一般审计事项，认为需要召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的，通知法制审理处（科、组）按规定的程序组织召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第二十一条 法制审理处（科、组）负责审计业务会议的记录，并根据会议决议起草审计业务会议纪要，审计业务会议纪要要经主持会议的厅（局）长或者厅（局）长委托的副厅（局）长审定签发。
第二十二条 业务处（科、组）应当根据审计业务会议决议，对审计意见书和审计决定、审计建议、协助执行审计决定、移交移送文书等进行修改，在审计业务会议召开后的3个工作日内送法制审理处（科、组）进行审核。
第二十三条 法制审理处（科、组）应当对业务处（科、组）依据审计业务会议修改的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等是否与审计业务会议决议精神一致以及引用的法律法规是否正确、适当等进行审核。审核提交主管厅长审定、签发。
第二十四条 书面复核意见、处务会议纪要、审计业务会议纪要应当连同其它审计材料一并归入审计业务档案。
第二十五条 法制审理处（科、组）应当指导、监督本级各处（科、组）和下级审计机关的复核工作。了解、研究复核工作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向本机关领导提出改进审计行政执法工作的建议。
第二十六条 法制审理处（科、组）和审计业务处（科、组）专（兼）职复核人员应当定期对审计复核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审计复核工作发现的业务质量问题，定期向厅（局）领导报告，并在厅（局）内进行通报。地市审计机关应当每年在12月31日之前将审计复核情况的总结分析上报省审计厅。县级审计机关的审计复核情况总结上报时间由地市审计机关提出要求。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2000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