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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凉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
《平凉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已经2006年6月20日第56次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六年七月十一日

平凉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第6号令《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和国办发〔2002〕35号《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精神，结合平凉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原则
　　第一，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设立的市直事业单位新进人员，除国家政策性安置、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及涉密岗位等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任用人员外，都要实行公开招聘。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事业单位进入人员，按照公务员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遵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宏观管理与落实单位用人自主权相结合，实行统一指导、分级调控、分类管理。
　　第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应当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数额内，根据工作需要、空缺岗位的要求和招聘程序，采取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第四，公开招聘工作应当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受聘人员与聘用单位负责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应聘担任单位负责人员的秘书或在人事、财务、纪检监察岗位以及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上工作。聘用单位负责人和招聘工作人员在办理人员聘用事项时，涉及与本人有上述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招聘公正的，也应当回避。
　　第五，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或要求。
　　二、职责分工和程序
　　（一）市人事局是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主管机关，负责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的综合管理、政策指导、备案审核和监督检查等工作。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应按照人事部门的要求，规范管理和组织协调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聘用后的人事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基本程序：
　　1、编制招聘计划；
　　2、发布招聘公告；
　　3、应聘人员报名与资格审查；
　　4、考试；
　　5、考核；
　　6、体检；
　　7、根据考试考核结果确定拟聘人员；
　　8、公示；
　　9、签订聘用合同，办理聘用手续。
　　（三）招聘计划由事业单位负责编制，经主管部门审核后向人事部门申报。凡需进人的事业单位应于每年3月和9月申报计划。招聘计划内容包括：
　　1、用人单位情况简介、编制数、空编数；
　　2、拟聘用岗位、人数、待遇及所需资格条件；
　　3、招考对象、范围、方式；
　　4、考试、考核的时间（时限）。
　　因招聘高层次人才、急缺专门人才而设置特殊条件及待遇的应在计划中单独说明。
　　（四）招聘计划一经审核确定，实施前要公开发布招聘信息。
　　三、招聘对象和资格条件
　　（一）大中专院校应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失业人员、企业在职人员进入全额、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人员进入财政供给事业单位的；财政供给事业单位人员自愿通过报考调动单位的，均须实行公开招聘。
　　（二）应聘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具有平凉市户籍（紧缺重点专业、高级人才可不受户籍限制）；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愿意履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义务；
　　3、具有与招聘岗位要求相适应的学历、专业和资格条件；
　　4、身体健康；
　　5、职员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应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工勤人员一般具有高中（中技）以上学历；招聘大专、中专（中技）及相应学历的，年龄一般在35周岁以下；本科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研究生学历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年龄一般在45周岁以下。紧缺专业、特殊岗位以及本市户籍特困失业人员，经人事部门审核同意后，可以适当放宽年龄或学历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录聘市直单位工作人员和市直未就业人员。
　　（三）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用人单位和主管部门考察考核同意，人事部门审查报市政府批准同意后，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聘用为工作人员：
　　1、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
　　2、市直机关和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事业单位的公务员调入事业单位的；
　　3、国家和省上规定的政策性安置人员；
　　4、配偶因工作需要调入市直单位，造成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人员。
　　四、考试、考核及体检
　　（一）考试按分类办法进行。
　　招聘职员的包括综合知识笔试、面试；招聘专业技术人员的包括综合知识笔试、专业知识笔试、专家组测评；招聘工勤人员的包括专业知识笔试、实际技能操作测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的考试内容和形式、程序等预先要在招聘公告中明示。面试、专家组测评，一般由5至7名考官组成，考官包括相关专家学者、用人单位、主管部门的领导和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人员。
　　考试由政府人事部门协同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共同组织。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可受事业单位、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委托，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提供服务。
　　（二）考核由用人单位负责组织实施。
　　用人单位须对报考人员的报考资格进行复审。 考核内容主要是考察报考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采取审查档案、考察谈话等方式进行。
　　（三）体检由用人单位负责组织。
　　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招聘岗位对应聘者体质有特殊要求的，应当在招聘公告中公布，在考试、考核之前安排体检。
　　教育、卫生等部门和人事部门共同从人才市场引进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参照本办法执行。
　　五、聘用
　　拟聘人员经考核或体检不符合要求的，不予聘用。空缺的招聘名额，根据招聘公告的规定，按笔试、测试、测评成绩排名顺序依次递补或者另行组织招聘。
　　经考核或体检符合要求的，由人事局与用人单位共同决定拟聘用人员名单，并在政府网站和用人单位公示三天。公示后无异议的拟聘用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市长办公会议审批。审批后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与受聘人员按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由省人事厅统一印制的合同书，合同签订后由人事局统一鉴证，确定人事关系。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人员与单位确立人事关系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不超过半年。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内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资格。被聘人员为大中专毕业生的，实行一年的见习期，见习期计入合同期限。聘用单位与军队转业干部、复员退伍军人等政策性安置人员首次签订聘用合同，不得约定使用期，聘用合同的期限不得低于3年。
　　六、监督与违纪处罚
　　1、公开招聘工作要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对群众的检举和申诉控告，人事部门、主管部门要会同纪检、监察部门认真查处。
　　2、人事部门和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对事业单位不按编制、计划和招考岗位规定的资格条件、招聘程序规定私自聘用工作人员的，人事部门不予认可。对事业单位在考试、考核、聘用过程中违反干部人事纪律和本规定的行为，要予以制止和纠正，严肃处理。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的工作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3、对在报名、考试、体检、考核中有舞弊或欺骗行为的应聘人员视情节轻重取消其考试或聘用资格。
　　4、在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中发生争议的 ，当事人可以根据人事争议调解和仲裁的有关规定向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调解组织提出调解或向当地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七、本办法由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八、本办法自二OO六年九月一日起执行。



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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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基础。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便可从自然环境因素、生产方式因素与思维方式因素上找到理由。在法文化传统产生之时，自然环境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法文化的动态变迁，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生产方式因素。三因素中任何一个的根本性变革都将带来法文化的巨大变动。今日中国面临的是三因素同时经历根本性变革。这就是今日中国法文化所面对的充满挑战的处境，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 形成基础 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 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 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汪洋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 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 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