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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政府


咸政发[2006]17号




关于印发《咸宁市爱国卫生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温泉开发区管委会：
　　《咸宁市爱国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〇六年四月三十日　


咸宁市爱国卫生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卫生工作，保护公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湖北省爱国卫生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全民参与、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原则，实行爱国卫生健康教育、卫生创建、全民除害防病和执法监督检查并举。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爱国卫生”是指强化全民健康意识，养成文明卫生习惯，改善卫生条件，减少健康危害因素，提高公民健康水平的社会性、群众性卫生活动。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每年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爱国卫生活动，实现爱国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第五条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应当遵守本办法，承担所在地和责任区的爱国卫生工作，不断改善卫生环境，坚持除害防病，自觉纠正和抵制各种不良行为。

第二章 爱国卫生组织职责

　　第六条 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负责统一领导，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内的爱国卫生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国家、省有关爱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
　　（二）组织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爱国卫生工作；
　　（三）督促落实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创建卫生城镇、村和卫生先进单位（社区）活动；
　　（四）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五）组织动员全市各单位和广大群众开展除“四害”（鼠、蚊、蝇、蟑螂）、讲卫生、树新风、改陋习活动及农村改水改厕工作；
　　（六）组织实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爱国卫生工作，督导、协调有关部门对健康危害因素采取综合干预措施；
　　（七）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开展爱国卫生执法监督检查和评比；
　　（八）组织评比、表彰爱国卫生工作先进单位（社区）、卫生城镇、村。
　　第七条 各级爱卫办要负责本级爱卫会的日常工作，拟订爱国卫生工作规划、措施，协调各部门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能。
　　第八条 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按照本级爱卫会的职责分工，主动开展爱国卫生常规工作和爱卫会统一组织的爱国卫生活动。
　　爱卫会各委员部门应当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要求，建立严格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按照各自职责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第九条 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辖区范围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落实爱国卫生工作责任，并依法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第十条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社区）爱国卫生的日常工作。

第三章 爱国卫生基本制度

　　第十一条 各级爱卫会每年定期召开爱卫会全体会议，研究制定开展爱国卫生工作的计划和措施，统一部署和检查爱国卫生活动，有针对性地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解决爱国卫生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将健康教育列入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健康教育网络，开展社区健康教育、学生健康教育、医院健康教育和农民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知识，教育和引导公民破除迷信、摒弃陋习，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全民健康素质。
　　（一）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计划地宣传国家、省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宣传食品卫生、饮食卫生、传染病防治等有关知识和技术规范；
　　（二）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定期安排健康教育专题栏目，适时宣传报道爱国卫生先进典型，批评“脏、乱、差”行为；
　　（三）中小学按照教学计划，设置基础卫生知识课，进行日常卫生习惯教育；
　　（四）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在办公、生产、生活和公共场所设置爱国卫生宣传专栏。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依照《咸宁市城区“门前四包”责任制实施办法》、《咸宁市城区除“四害”工作管理办法》、《咸宁市城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等规定，建立健全本辖区内市容管理、卫生管理、环保管理、绿化管理和除害防病工作责任制。
　　第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或居（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辖区单位和居民，定期开展杀灭“四害”等有害生物，清除其孳生场所的活动，使其密度控制在国家和省规定的指标之内。杀灭“四害”等有害生物所需的药械费用，由受益者负担；受益者不明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负担。
　　第十五条 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
　　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内吸烟。
　　禁止吸烟的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应当设立醒目的禁止吸烟标志。
　　第十六条 公民应当自觉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城区的街道、广场、绿地、居民区和其他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便溺、乱倒垃圾、污水、粪便，乱弃动物尸体、乱扔烟头、纸屑、瓜果皮（核）、口香糖和食品包装物等废弃物，在建筑物、公共设施上随意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随意张挂、张贴；
　　（二）在城区内饲养的鸡、鸭、鹅、鸽（以食用为目的的）、兔、羊、猪等家禽家畜，携带、遛放的宠物随地便溺不予清理；
　　（三）携带犬、猫等宠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室内公共场所。
　　第十七条 加强对杀鼠剂生产、销售和使用的严格管理。实行杀鼠剂经营资格核准制度。杀鼠剂的经营资格核准，城市由市爱卫会负责，农村由县级以上农业部门负责。杀鼠剂经营必须在取得经营资格后，方可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禁止生产、销售、运输、使用毒鼠强等剧毒杀鼠剂。
　　生产、销售、使用杀灭有害生物的药品、器械，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有害生物的预防和控制，实行政府组织、爱卫会协调、专业机构实施、群众参与、有关职能部门监督指导的工作机制。
申请从事有害生物预防和控制的经营单位和个人，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后，应当在十日内持工商营业执照到所在地县级以上爱卫会办公室备案。
　　第十九条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实行周末卫生日制度。每年四月份为全市爱国卫生活动月，统一开展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的市容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第四章 爱国卫生基础设施

　　第二十条 鼓励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投资兴建各类基础卫生设施。
　　第二十一条 实行集中供水的单位，要划定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设置防护消毒设施。
　　高层楼房设置二次供水设施的，实行设计审批，竣工验收，清洗消毒，专人管理制度。
　　火车站、汽车客运站、港口设置符合国家标准的旅客用水设施，实行专人管理、监测。
　　农村采取管网延伸、打井、建塔、高位引流、建自来水厂（站）等各种形式，有步骤地完成改水任务，改善饮用水设施，逐步达到国家规定的《农村生活饮用水标准》。
　　第二十二条 车站、码头、广场、公园、影剧院、集贸市场、风景区以及街道居民小区等公共场所，由管理单位设置符合卫生标准的公共厕所，并确定专人管理，定期冲洗、消毒，保持地面、墙壁、便池、洗手池整洁卫生。
　　第二十三条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经营摊点以及街道、集贸市场等公共场所要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定，义务设置垃圾容器。
　　第二十四条 垃圾场（站）要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实施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五条 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单位和屠宰场（点）要按卫生部门的规定，设置专用消毒设施和专用垃圾容器，并确定专业人员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施工单位要建立收集和处理渣土、垃圾、粪便和污水，清除建筑工地内“四害”等有害生物的设施，建筑工地的宿舍、厨房、厕所应当符合卫生要求。
　　第二十六条 城镇新建、扩建、改建各类公共场所（包括学校、托幼机构），必须把符合卫生要求的水冲式厕所等卫生基础设施纳入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审批。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提高农村生活饮用水质量，改善农村居民饮用水卫生条件。农村居民新建住宅应当修建符合卫生要求的户厕。
　　第二十八条 城区饮食业经营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油烟等有害物质对附近环境的污染。旅店业、理发美容业、公共浴池、游泳场馆，按规定配备消毒设施和药品，配备符合卫生标准的用具和用品。

第五章 爱国卫生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爱卫会根据工作需要，聘任爱国卫生督查员，对辖区内的爱国卫生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爱国卫生督查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出示相关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有关资料接受监督、检查和指导，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违反本暂行办法的行为。县级以上爱卫会办公室对单位和个人举报应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给予50-200元的奖励。
　　第三十一条 市“门前四包”办公室和各居民委员会对“门前四包”责任制落实情况实施巡查；街道办每月进行一次抽查；市容环卫部门和各县（区）爱卫会每季度组织一次全面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
　　第三十二条 市爱卫会每年组织一次全市爱国卫生工作检查评比，命名表彰“卫生先进单位”、“卫生镇”、“卫生村”、“卫生社区”、“控烟先进单位”，并对受表彰的单位定期进行考核、复查。
　　第三十三条 城建、卫生、环保、市政、园林等行政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对市容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园林管理和医疗、食品、动物屠宰等场所实施专项监督检查。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暂行办法的行为，由有关部门依照本暂行办法的规定处理；未处理的，县级以上爱卫会办公室或者督查员有权督促该部门依法处理；拒不处理的，由县级以上爱卫会办公室建议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未依照本暂行办法第八条履行职责的，由同级爱卫会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或者建议同级人民政府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行为，由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纠正，除采取补救措施予以清理或者清除外，还可对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拒绝开展杀灭有害生物活动的，由县级以上爱卫会办公室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对相关责任人提出行政处分的建议，并指定专业机构代为开展杀灭工作，其发生的费用由相关单位和个人承担。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未经核准擅自从事杀鼠剂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其非法物品，并处以销售金额三倍以下罚款。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爱卫会成员部门、爱卫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爱国卫生督查人员在爱国卫生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应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行政部门可依照本暂行办法制订单位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开始
(一)领事裁判权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指形式上独立、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国家。西方列强借口中国的司法制度过于野蛮残酷，不能适用于西方人，因此强迫清朝政府承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从此，清朝的司法主权开始遭到破坏，对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案件的审判管辖权受到分割。
领事裁判权指外国侨民不受居留国法律管辖的特权，外国侨民在居留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被告时，只受本国领事或其在居留国所设立的法庭依照本国法律审判，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权之一。是清朝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开始。
（二）领事裁判权对清朝司法主权的危害
列强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始于1843年在香港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该条约第十三条规定：英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政府也不得过问，“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大大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年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其中第五、六款对领事裁判权又作了补充规定,不仅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犯罪，中国政府不得过问，即使英、华人之间的债务纠纷，亦得“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英国人违反禁令“擅到内地运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并不许中国人民对这种目无中国法律、心怀叵测的人“擅自殴打伤害”。这不是只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不许中国人起而自卫，给予应有的处罚吗？
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当时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为：
一、原、被告均系有约国人（依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人），由其驻华领事审判，中国官员无须过问也不得过问。
二、原、被告，一方为有约国人，另一方为第三国人，由有约国领事按照其与第三国订立的条约办理，中国无须过问。
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有约国人，由该有约国领事衙门审判。
四、原告为有约国人，被告为中国人，案件由中国地方官员审判，但得通知该国领事派员“莅审”。
五、原、被告一方为无约国人，另一方为中国人，或均系无约国人，其案件虽由中国官府受理，但须邀一有约国领事会同裁判。
六、为外国人船上服务的中国人犯案，中国地方政府也无权单独审断，须通过就近税务司转告该船领事官派员前往观审。
以上六点，表明清王朝的司法主权支离破碎，失去了司法管辖权，真正的司法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有约国人把持。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定新约，领事裁判权被延伸，所有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享有这种特权。

　　领事裁判权在华确认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清政府，对于洋人在中国犯罪或洋人之间的诉讼，已经完全失去了司法管辖权。在国际交往中，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必须遵循民族自决和维护主权完整的原则。在中国历史上，“浦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中央王朝大多拥有完整的领土主权和司法审判的主权。直到清朝中期，凡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涉外案件，仍然由清政府审理。清朝对外国侨民犯罪，规定只适用属地主义原则，防止其逃避罪责，并针对犯罪行为科以重刑。“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而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确立，使这一制度开始发生根本改变。外国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横行，清朝的法律对其没有了约束力。
（三）领事裁判权的行使机构---领事法庭
为行使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列强还依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各自的司法机构。以英国为例，它在华设有审理其侨民案件的领事法院、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
　领事法院设于每一领事区，由领事兼任审判官。它审理领事管辖区内的民事案件和刑罚在徒刑一年以下、罚金在一百英镑以下的刑事案件。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常设在上海，它除了作为第二审法院外还有权审理在华侨民的一切民刑案件，并是各地海事、破产、离婚与谋杀等重大案件的第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受理不服高等法院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诉讼标的在二十五英镑以上）的上诉案件。诉讼标的在五百英镑以上或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还可向伦敦枢密院上诉，但刑事案件的判决，不经枢密院允许，不得上诉。
　　以上可知，列强不仅在中国设立了行使领事裁判权的司法机关，并且公然确认为其本国法院的下级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清朝司法组织的完整和统一。可以说，列强在华设立的领事法庭，是对清政府司法管辖权和司法组织的双重侵犯，使之更加半殖民地化。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一）观审制
为了扩张领事裁判权，资本主义列强还蓄意谋取观审权。观审制是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以后强行干预中国司法审判的制度。即在原告是外国人、被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原告所属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中国承审官应以观审之礼相待。如果观审官员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有权提出新证据、再传原证，甚至参与辩论。[7]观审双方似乎是平等的，其实大不相同。外国领事以战胜者自居，其观审名之曰“莅审”，中国官员应以“礼相待”。而中国观审的官员处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更不懂外国法律，其观审只是一种形式，甚至有少数人因漠视或不屑卑躬屈膝而不前去领事衙门观审。所以，这种“观审”，实际上是享有此特权的外国领事发号施令，操纵审判，为所欲为。
虽然这项特权起初只有英、美两国，但因清政府对各国列强均有最惠国待遇，故各列强纷纷借口利益均沾而取得了观审特权，清朝司法主权遭到更严重践踏。列强在华观审制的取得表明，其不但利用领事裁判权使本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并开始利用这一制度插手清朝的审判制度，甚至对中国人民定罪，这就将领事裁判权又向前迈了一步，是对原有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二)会审制和会审公廨
所谓“会审”制度，指在列强霸占的中国领土“租界”内，由中国政府所委派的官员与驻该地的领事馆派遣的官员组成会审衙门，审理“租界”内案件的制度。是列强在租界中强行实行的殖民主义制度之一。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两国交涉案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以昭允当”。1864年，清政府命上海道与英、美、法驻上海租界领事达成协议，设“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作为中国派驻租界的常设司法审判专门机构。在上述三国领事参加下，专门负责审理“租界”内的英美人为原告、中国人及无约国人为被告的民刑案件。会审制度于此开始。
为了把中外会审的组织和方式确定下来，1868年，英美领事又与上海道订立《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改“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为会审公廨，进一步确立了会审制度。
根据会审公廨章程的规定，原被告均为外国人的案件，只能由外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外国人的案件，由外国领事“主审”，中国只能派会审官员前往“观审”。虽然观审官员如果认为审理不当，可以逐细辩论，实际上意见往往不被采纳。至于被告为中国人的案件，只有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才允许中国官员判决，其余较大的案件，均由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员“会审”，实权却由外国领事掌握。其所适用的法律，由外国领事从西方国家的法律中选择。会审权的范围，最初只限于一般民事案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逐渐扩展到涉外纠纷和海关争议案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乘机占领会审公廨，将其改由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全权控制。通告确认租界内纯数中国人的民刑案件，外国领事亦可直接派员参加审判，刑事可判十年、二十年的重刑，民事案件只以一审为终审；不承认上海道为上诉机关；凡与外国人有关的案件，即使发生在租界外，或被告居住在租界外，只要洋人告发，会审公廨也可越界捉拿审讯犯人。
中外官员会审制度，是外国侵略者侵犯中国司法主权、迫害中国人民更为狡猾和隐蔽的手段。如果观审制尚不能满足侵略者，那么，会审制则让侵略者堂而皇之的在中国做起了法官，各国领事已由陪审、会审，发展到主审。进一步践踏了清朝的司法审判主权。总之，这种所谓会审是：对外国人犯罪是否科刑，中国官员“例不过问”；而对中国人，不仅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可以判处，而且外国领事可以超越权限，“径定监禁数年者”。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的现象。更进一步加深了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使得中国人民在涉外纠纷的审理中处于受侮辱和被歧视的地位，露骨地践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系列“教案”中，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按照列强的意愿对中国人民定罪，干涉清朝的司法主权，笔者认为，这类事件也可视为清末司法主权不能自主的表现。本文以此作为对这个论题的补充。
教案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鸦片战争后，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派遣天主教和基督教新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进行非法活动。因传教士经常强占土地，包揽诉讼，欺压人民，挑起教徒和非教徒纠纷，因而激起公愤，各地先后发生捣毁教堂或殴杀有民愤的传教士事件，于是列强向清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1860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激起民愤。1870年6月21日天津人民因育婴堂虐待死婴儿数十名，聚众到教堂说理。法国领事丰大业持枪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并开枪恫吓，又在路上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一名。群众怒不可遏，打死丰大业，焚烧法、英、美教堂及法领事署。事件发生后，法、英、美等七国军舰集结天津、威海一带示威。清政府对侵略者屈服，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将爱国人民当作凶手查办，杀死20人，充军25人。赔偿教堂洋楼修造银二十一万两，殡葬银两二十五万两。

　　还有一例，1895年5月28日，成都人民过端午节举行掷果会，英美传教士将掷果小孩捕入教堂，民众派三人到教堂交涉，亦被扣押，激起众怒，当晚即将英美传教士住宅及教会医院焚毁，并将天主堂内埋藏的尸首送官府检验。接着有数十地发生反洋教斗争。法、英、美各国派军舰在长江示威，并向清政府恫吓。清政府媚外投降；将四川总督刘秉璋，乐山、灌县、大邑、冕宁及新津等各县知县撤职，又将朱瑞亭等六人杀害，其他17人充军。并赔成都各教堂银七十万两、川南各教堂银二十万余两、四川其他英、美各教堂十万余两。另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扬州教案、曹州教案、清浦教案、酉阳教案等，结局大致都是如此。

　　弱国无外交。今天看来，这一系列教案给我们感受最深的可能是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但在这一系列教案解决的同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内外交困下的清政府的司法主权问题。以天津教案为例，法国侵略者无法亲自对中国人民定罪，但在尝到战争带来的甜头后，早已摸透了清政府的心理。便动用军事力量，强行要求清政府惩办“凶手”，对中国人民定罪，达到掠夺钱财、谋取更大利益的目的。而清政府为取悦侵略者，更置家国主权和司法主权于不顾。

　　关于民众聚众事件，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为有效弹压不法闹事，通过颁布条例，严厉规定：“刁民……约会抗粮……借事罢考、罢市，……（或）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为首“斩立决”，为从“绞监侯”。[11]刑法也规定，“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侯），故杀者，斩（监侯）”。[13]那么，即便打死了激起民愤的法领事，至多也就是“斩监侯”，还要待每年秋审与朝审后在决定行刑与否。也决不可能“即行正法滋事人二十人，发配安置二十五人”，并“所杀领事及英法各国人以殡葬银两二十五万两”。二者之间相差可谓不小。

　　对于爱国民众焚烧的教堂洋楼，根据《大清律例》“并记所烧之物减价，尽犯人财产折锉赔偿，还官给主”。那么，烧毁的几座教堂和洋楼价值又怎能高达银二十五万两？显然是侵略者在趁机明目张胆的掠夺钱财。对于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我们先来看看《大清律》是怎么规定的，“至刁民滋事，其同城武职不行捉拿，及地方文职不能弹压抚恤者，俱革职；该管之上司文武官徇庇不即申报，该督抚、提镇不行题参，俱交部议处”。[12]即何处出现聚众滋扰闹事，主管该处的督抚、文武职官均应承担职务连带责任，但充其量也不过革职。而在天津教案中，天津知府和知县却被处以仅次于死刑的发配充军。以上无理和过分的片面要求，是法国侵略者通过清政府强行达到的。在外交和军事巨大压力下，清政府根本无法按照清朝律例审判，完全按照法国侵略者的要求草草结案。清政府和其司法机关再一次充当了列强的工具。可想而知，清政府连国家主权都已丧失贻尽了，司法主权更无从谈起。

　　领事裁判权和观审、会审制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制度。在中国一直存在了一百年之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数不尽的苦难和耻辱。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了坚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之后，才永远废除了这种反动制度。总之，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是生产力落后的结果，是清政府腐朽没落、屈膝投降的结果。现在我们研究和学习这段历史，就一定要以史为鉴，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加强军事力量和军事防御，确保我国独立主权的完整。在认识和处理国际问题时，一定要以国家的主权完整为前提，牢记只有国家的强大和独立，才有司法的独立。也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努力发挥党员的先进性，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