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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储蓄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

银发[1986]第118号

1986年5月3日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重庆、武汉、沈阳、大连、哈尔滨、广州、西安市分行，深圳特区分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最近，其些地区储蓄存款利率管理混乱，有的设在城镇的信用社提高了储蓄存款利率，有的行处开办有奖储蓄在储蓄利息之外再加奖金，有的储蓄代办所擅自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吸收储蓄存款，不执行统一利率政策，而通过改变储蓄利率与其他银行信用社开展竞争，不利于储蓄业务的正常开展。针对上述问题，特作规定如下：

一、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八五年一号文件中“放活农村金融，提高资金融通效益”的精神，设在农村的信用社可以根据当地资金供求情况试行浮动利率。农村信用社试行浮动利率应确定范围、幅度，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由当地农业银行报人民银行省分行批准后实行。设在城市、城镇、城关及大工矿区的信用社暂不试行浮动利率。

二、开办有奖储蓄应在储蓄利息额度内支付奖金或实物，不得额外增加奖金或实物，变相提高储蓄存款利率。

三、委托企业代办储蓄，应执行统一的储蓄利率，不得以任何方式提高储蓄利率。

　　各行完成储蓄存款任务应通过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增加服务手段、加强储蓄宣传扩大储源。没有执行统一利率政策的行处、地区，应按以上规定立即纠正，并注意做好善后工作。

　　实践中，对于同种犯罪只有既遂或者未遂的定罪处罚问题，一般没有大的争议，但对于既有既遂又有未遂的，如何定罪处罚，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目前已成为量刑规范化改革当中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笔者本文略抒己见，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未遂犯罪的定罪问题

定罪是量刑的基础。只有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才能依法量刑，否则，量刑无从谈起。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显而易见，这是针对构成犯罪的未遂犯而适用的处罚原则。

根据刑法的规定，是否构成犯罪，不但要符合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的犯罪概念中的“但书”的规定，而且要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各个犯罪的犯罪构成的规定。未遂犯罪什么情况下可以定罪处罚，什么情况下不予定罪处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认定。

例如，就财产犯罪而言，抢劫犯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抢劫行为，一般就可构成抢劫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未遂的情况下，也不受抢劫目标财物数额大小的影响；盗窃犯罪有多种犯罪构成，对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不管盗窃数额大小，一般也可构成盗窃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未遂的情况下，也不受盗窃目标财物数额大小的影响，但对于一般的盗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盗窃未遂的，只有达到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才定罪处罚；对于纯数额型的诈骗等犯罪，犯罪数额大小是构成犯罪的标准，在犯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数额只要达到较大的起点，就构成诈骗罪，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诈骗未遂的，只有对于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定罪处罚。

由此可见，对于抢劫等行为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影响定罪；但对于盗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除外）、诈骗等数额型财产犯罪，犯罪未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与犯罪既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数额较大）是有区别的。以数额巨大（即数额加重犯）的定罪起点数额作为该种财产犯罪未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不仅考虑了刑法总则对犯罪未遂应当定罪处罚的基本要求，也兼顾了刑法分则对财产犯罪的数额规定的要求，而且也与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概念中的“但书”规定相符合。因此，相关司法解释对盗窃未遂、诈骗未遂采用以盗窃或者诈骗既遂数额巨大为定罪的数额标准，应当是比较合理的。这种标准也应当成为其他一般财产犯罪未遂的定罪标准，从而也可以为司法实践明确一个统一的标准：以数额较大财物为对象的财产犯罪的未遂一般不以犯罪论处，只有以数额巨大财物为对象的财产犯罪的未遂才应当以犯罪论处。

二、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问题

在定罪的基础上，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的处罚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和做法：第一种做法，仅以既遂论处，不再追究未遂的刑事责任，或者将未遂作为从重量刑情节考虑；第二种做法，分别以既遂犯罪和未遂犯罪定罪处罚，未遂部分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然后确定全案所应判处的刑罚；第三种做法，全案以既遂认定，依法确定应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之后再考虑部分未遂情节，酌情从轻处罚；第四种做法，既遂犯罪和未遂犯罪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既遂犯罪处罚。当然也不排除有应以数罪论处的观点。

首先，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是以一罪处罚还是以数罪并罚的问题。鉴于我国同种数罪不并罚的理论，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的定罪处罚显然不能采用同种数罪并罚的方法，只能以一罪处罚。除非在特定情况下（即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发现同种漏罪未判，或者又犯同种新罪）才有同种数罪并罚的可能性。据此，上述第二种做法以及同种数罪并罚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的，没有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其次，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如何处罚的问题。对于上述第一种做法，显然可能会导致量刑失轻问题。例如，诈骗既遂5000元，未遂100万元，按第一种做法，只能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而如果行为人只是诈骗未遂100万元，没有既遂数额，依法则要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之后再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考虑到刑法修正案（八）已明确一般不得跨幅度减刑，上述案件一般要在三年至十年幅度内量刑，两相比较，显然有失均衡。

对于上述第三种做法，笔者认为，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是两个不同的犯罪形态，把两种不同的犯罪形态合并在一起以既遂处罚，显然是不妥的。若按第三种做法，也可能存在量刑失衡问题。例如，诈骗既遂只有5000元，未遂100万元，按此种方法，即要认定诈骗数额为100.5万元，且只能在十年以上量刑，无疑失之严苛，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未遂情节只涉及部分未遂犯罪，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定情节，而是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如果按未遂犯处罚原则对全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显然也没有法律依据。

笔者赞同第四种做法，“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据此，对此类案件，首先要分别根据行为人的既遂数额和未遂数额判定其各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未遂部分还需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后根据比较结果，如果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或者既、未遂所对应的量刑幅度相同的，以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反之，如未遂部分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则以该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

在适用量刑规范化办理此类案件时，根据上述原则，应先根据既遂部分或者未遂部分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如果是以既遂部分确定基准刑的，在以未遂部分酌情从重处罚时，要考虑未遂部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因素；如果是以未遂部分确定基准刑的，首先要以未遂情节调节基准刑，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既遂部分酌情从重处罚。

有观点认为，对于纯数额型财产犯罪，按照上述第四种做法有理有据，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是否适用于抢劫犯罪，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同样适用，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一样的。

三、部分未遂犯罪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的处罚问题

实践中，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的处罚问题，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可区别以下两种情形处理：

（一）对于同种犯罪（全部既遂）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情形。有观点认为，可以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当作部分未遂，参照前述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方法处理。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形，既然全部同种犯罪都达到既遂状态，就应当根据全部同种犯罪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并确定相应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只能作为酌定从宽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例如，被告人抢劫三次，均属既遂，其中，两次是未成年人犯罪，一次是成年人犯罪。量刑时，首先应根据三次既遂抢劫，确定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法定刑幅度量刑，然后再考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情节，酌情从轻处罚。当然，如果在十年以上量刑明显偏重的，可以依法通过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复核程序解决。

（二）对于部分未遂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并存的情形。笔者认为，首先要根据前述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方法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再考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等情况，决定酌情从重或者从轻处罚。具体而言，（1）对于以既遂部分确定法定刑和基准刑的情形，如果既遂部分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的，首先要适用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调节基准刑；如果既遂部分当中具有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的，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则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对于未遂部分则仍然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因素。（2）对于以未遂部分确定法定刑和基准刑的情形，如果未遂部分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的，首先要适用未遂情节、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调节基准刑；如果未遂部分当中具有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的，首先要以未遂情节调节基准刑，在此基础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则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对于既遂部分仍然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因素调节基准刑。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