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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快“十二五”期水运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

交水发〔2012〕4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委），天津市、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部规划院、交科院、水运院，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中国船级社，长江、珠江航务管理局，长江口航道管理局，长江南京以下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指挥部，各有关港航企业：
　　水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先导性、服务性产业，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推进“十二五”期水路交通运输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十二五”期水运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十二五”期，水运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要求，自身也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机遇和挑战并存。
　　（一）从宏观经济环境看，加快水运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当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使我国水运发展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航运供需失衡，燃油、人工等成本大幅上涨，企业经营面临巨大压力。需要准确判断、正确把握今后一个时期的水运发展态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断优化运力、运输和组织结构，走质量效益型的内涵式发展之路，增强应对复杂形势和化解危机的能力。
　　（二）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求看，加快水运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我国经济社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统筹各种运输方式发展，构建便捷、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这也是新时期交通运输发展的战略要求和方向。内河水运符合国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在承担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和集装箱、重大装备等货物运输方面有着明显优势，但仍是综合运输体系建设的短板。国务院出台加快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将内河水运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今后一个时期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内河水运发展成为水运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加大水运结构调整力度，促进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这也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基本要求。
　　（三）从行业自身发展情况看，加快水运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我国水运发展取得了明显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港口集疏运体系还不完善，港口岸线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预防过度超前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海运业在世界海运界的地位和话语权不高、综合竞争能力不强，海运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安全管理和节能减排任务仍然非常繁重，信息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水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研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工作，实现水运发展速度、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增强水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十二五”期水运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
　　按照“兴内河、优港口、强海运”的总体思路，加快水运基础设施、运输装备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现代物流发展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水运发展的质量、效益、竞争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水运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兴内河：以加快发展为主题，充分发挥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污染轻、占地少、成本低、投资省的比较优势，把加快内河水运发展作为完善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内容，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加大资金投入，加快航道建设和专业化、规模化内河港区建设，积极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工作，全面提升内河水运发展水平。
　　优港口：以优化发展为主题，进一步完善港口布局，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港口资源利用效率，拓展服务功能，增强港口在现代物流中的枢纽作用，加快推进“两型”港口建设，形成布局合理、服务高效、保障有力、安全环保、管理先进的现代化港口体系。
　　强海运：以做强、做大为主题，加快建设大型化、专业化、现代化的海运船队，增强国轮船队对我国进口能源、原材料等重要战略物资的运输保障能力，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不断提升我国海运的国际竞争力和服务水平，增强在世界海运界的地位和话语权。
　　三、“十二五”期水运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
　　面对水运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加快推进水运结构调整，要重点抓好六项主要工作。
　　（一）加快构建畅通高效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
　　按照内河航道布局规划要求，加快构建以高等级航道为主体的内河航道体系，促进流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高等级航道建设，全面改善航道通航条件。大力推进干支联网工程，逐步构建干支衔接、通江达海的航道网络。推动界河、国际河流和非水网地区航道建设，延伸航道通达和覆盖范围。加强航道养护管理，完善养护机制，提高航道养护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快内河主要港口建设，加快主要港口和部分地区重要港口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港区建设，建成一批集装箱、汽车滚装、大宗散货等专业化泊位，增强对临港工业和腹地经济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制定实施《全国内河船型标准化实施方案》，加快推进长江干线、京杭运河船型标准化，全面开展西江航运干线和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船型标准化工作，启动其他高等级航道重点船型的标准化工作，推进乡镇渡船的标准化改造，加快现有非标准船型和安全、环保设施不达标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更新改造。
　　（二）大力提升港口的发展质量和效益。
　　优化港口布局，推动港口功能拓展和结构调整，充分发挥主要港口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枢纽作用，提升对腹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服务能力。进一步完善沿海港口布局，推动区域港口群协调发展；统筹规划、科学推进新港区开发，强化主要港口的辐射功能；加快港口码头结构加固改造，完善煤、矿、油、箱等主要货类运输系统，提升港口现代化水平。加强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强化各种运输方式间的衔接，加大铁水联运推进力度，提升港口辐射范围和有效带动空间。提高港口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岸线管理，积极发展公共码头；实行合理分工和差异化发展、错位发展；鼓励以市场为导向、以港口企业为主体的港口资源整合；推进长江下游深水航道沿线港口的江海一体化运行管理新模式。
　　（三）提高航运综合竞争能力。
　　优化海运船队结构，促进船舶向大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扩大国轮船队规模，提高船队现代化水平。推动水上客运向旅游化、高速化、舒适化方向发展，大力发展海峡、岛屿间高速客轮、客滚运输，积极推进邮轮、游艇和水上旅游客运发展。积极支持港航企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完善海运服务网络；规范货主投资航运业，发挥骨干航运企业优势，鼓励航运企业与大型货主优势互补、互利合作，提升保障经济安全运行的能力和水平。积极推动实施启运港退税试点方案，推进船舶特案免税登记政策的常态化，研究推进与国际接轨的海运税费政策，积极参与国际海运合作和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合作。
　　（四）加快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
　　进一步提升船舶管理、船舶交易、无船承运、船舶代理、客货运代理等传统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完善船舶委托管理制度，加强对船舶管理公司的监管；完善船舶交易服务场所布局，加强交易行为监管；完善引航、理货等港口服务行业发展政策，加强引航机构建设和理货市场监管；研究制定船舶港口供应服务标准和资质条件，规范经营服务秩序，提升服务质量。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建立并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市场机制。依托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发展航运咨询、信用评级、运价指数衍生品交易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务，推进航运信息交换和增值服务系统建设。
　　（五）促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
　　引导港航企业延伸服务产业链，拓展经营网络，加快由运输承运人向综合物流服务商和全球物流经营人的转交。加快推进港口与物流园区、保税区、“无水港”的对接和联动发展，依托港口建设综合运输枢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区域性或国际性物流中心，积极拓展采购、中转、加工、配送等功能，提升港口在物流链中的集聚效应。积极推进铁水、公水联运发展，统一联运标准和要求，制定联运数据信息传输、交换标准，建立健全联运统计，推进联运统一单证、优化流程、责任交接和全程联保制度建设，提高物流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
　　（六）推动安全绿色水路运输发展。
　　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效益的关系，健全规章制度，规范作业流程，强化从业人员培训，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安全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重点加强“四客一危”和滚装运输船舶、砂石运输船舶及危险品码头、客运码头的安全监管，加强安全监管和应急救助设施设备建设，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积极构建低碳水路交通运输体系，建立健全水运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监测、考核制度，强化水运工程生态保护和修复，积极推广太阳能、地热能等再生能源利用，加快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老旧船舶，大力提升港口装卸工艺和装备的节能水平，完善港口接收、处理污染物的设施，推动大型港口设备“油改电”和船舶靠港使用岸电技术改造。
　　四、水运结构调整的保障措施
　　为加快推进水运结构调整，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环境，强化保障措施，确保结构调整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一）着力健全发展规划体系。
统筹规划是引领结构调整、确保结构调整正确方向的基础和前提。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组织实施好《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2号），积极争取将海运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按照“兴内河、优港口、强海运”的思路加快推进水运结构调整工作。完善中长期水运发展规划体系，实施好《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交规划发〔2011〕191号)。统筹协调上下游航道规划标准、建设序列，保证航道通航的贯通性和等级的连续性。加强水运规划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加强深水岸线资源和跨拦临河建筑物使用通航资源的严格管理，为水运发展留足空间。
　　（二）着力健全政策法规体系。
　　政策法规是推进结构调整的坚实保障。积极构建有利于水运发展的财税政策，推进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国际海运税费制度；健全市场准入、退出等管理制度和动态监控机制，构建水运市场信用管理体系，加大市场秩序监管和违规处罚力度；加强“四客一危”船舶运力的宏观调控，引导干散货船、集装箱船运力有序投放；推动大型货主与骨干航运企业签订长期运输协议，引导货主充分利用公共运力资源，有效发挥行业协会自律和沟通作用，促进运力供需总体平衡。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及时发布信息，规范和提高港航指数发布质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着力推进水运立法进程，制修订出台《航道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国内水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强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配套建设，逐步将促进结构调整的政策和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
　　（三）着力健全资金保障体系。
　　资金是推进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和科研资金投入，逐步建立以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为主的来源渠道；制定保障资金安全的具体办法，加强建设资金管理。认真做好港口建设费地方分成资金的使用管理。在中央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各地要积极争取出台政策建立稳定的财政资金来源，扩大资金规模，统筹使用燃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尽快落实船型标准化和老旧船舶提前淘汰配套资金，同时，依托航电枢纽等资产，搭建融资平台。企业要加大结构调整、安全设施设备、节能减排和技术研发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促进基础设施、运输装备优化升级。
　　（四）着力健全改革创新体系。
　　改革创新是推进结构调整的强大动力。深化管理职能改革和机构改革，进一步优化水路行政管理职能配置，推进建立精简统一、职责明确、运转高效、行为规范的港航管理机构。探索主要内河干线航道、国境国际河流航道管理新模式，逐步理顺重要通航枢纽管理体制，适应流域水运一体化管理的要求。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完善水运发展部省市协调机制，凝聚发展合力。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实现水路交通运输的创新发展。组织开展长江黄金水道通过能力提升、港口物流枢纽运营等重大专项技术攻关，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输装备、装卸工艺、节能减排、港口安全等方面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加强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的开发和推广应用。
　　（五）着力健全信息支撑体系。
　　信息化是转变发展方式、改造和提升交通运输业的重要支撑。要认真落实《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交规划发〔2011〕192号），以数字化、智能化航道和内河水运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为重点，更加注重提升科学决策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及政务效能；建设多式联运信息服务系统，实现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以交通电子口岸建设为重点，推动口岸信息化数据共享，提高口岸便利化水平；以都省联网构建全国港口、运政管理、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为重点，积极推进建设省级港口、航道、运输、海事综合信息平台，加强业务协同，实现资源共享。建成水运经营人、港口、航道等基础数据库，主要港口建立港航EDI中心和区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基本建成全国交通电子口岸物流信息平台和港航数据中心。
　　（六）着力健全人才队伍体系。
　　高素质的水运人才队伍是推进结构调整的根本保证。要深入实施“人才强交”战略，认真落实《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交人劳发〔2011〕337号)，大力推进水运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航运经纪、现代物流、应急救援等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及水运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训力度。建立和完善港航管理、工程管理、应急管理、危险品管理等水运职业资格管理制度，不断提升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引导航海职业教育发展，建立和完善船员培养、聘用、流动和管理制度，加快建设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爱岗敬业的船员队伍，不断壮大国际海员队伍．加强部门间人才流动以及东中西部地区人才的交流和对口支援，不断推进港航执法队伍正规化、专业化、标准化建设。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港航管理机构）应按照本指导意见要求，加强领导，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认真组织实施，做好水运结构调整工作，推进我国水运业又好又快发展。






交通运输部（章）
2012年9月10日











中国法理学二十年


长春,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805
张文显/姚建宗/黄文艺/周永胜

1978年至199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20年，也是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学事业取得飞速发展的20年。20年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研究热情和创新精神，在法理学这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土地上，努力开拓，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20世纪末的这20年是中国法理学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稳定而快速发展的20年，为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全面腾飞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值全国上下庆祝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献给广大关心、热爱及投身于法理学事业的人们。

一、法理学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废除旧法制、创建新法制的过程中，法学理论工作者在继承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经验与吸收前苏联国家和法的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法律问题，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基础。但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翻译、介绍前苏联国家和法的理论，阐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独立的法理学学科尚未形成。1957年以后，随着左倾错误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滋长漫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破坏，法理学研究也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这一状况直到1978年之后，才得到根本扭转。1978年至1998年，我国法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迈出了三大步。

（一）初步发展时期

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迈开了前进的步伐。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破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2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为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法学开辟了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从1978年至1991年，是我国法理学的初步发展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法学界也开展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人治与法治的讨论。通过讨论，重新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批判了轻视法律、取消法制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确立了加强法制、依法治国的理论共识。这是法学界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运动。此后，法理学界开始全面、深入地批判“左”的路线在法学和法制领域的影响，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罪行，批驳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形成的种种错误观点，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纠正了“左”的错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来面目。在80年代中期，为了进一步克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正确理解法的本质、起源、发展、消亡、作用等法学基本问题，法理学界掀起了探讨法的概念和本质的热潮。这次讨论深化了对法的概念和本质属性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同时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宣扬马克思主义法学过时论的自由化思想。党的十三大以后，法理学界围绕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针对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法学领域有所抬头的趋势，法理学界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消除了自由化思想造成的思想混乱。但另一方面，“左”的思潮又开始蔓延滋长，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和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受到错误的批判，学术研究一度出现沉闷的局面。


这一时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奠基与初创时期，研究主题多为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基本问题。这一阶段的主要论题有：法的概念和本质；权利和义务；民主与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法律价值；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等法学基本范畴；法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方法论及基本方法；法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规律、特点和对策；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与法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受历史条件与学术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法理学理论著作并不多，而主要是大量编写教科书。为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各系统、各地区、各院系出版了一系列法理学教科书。教科书的内容构成法理学界研讨的主题，编写教科书成为荟萃和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还开始介绍西方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说和思想，并零星翻译了国外的一些法理学著作和论文。

（二）加快发展时期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研究加快了观念变革和理论更新的步伐。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视察南方的谈话，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鼓舞与指引下，法理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打破一度沉闷的研究局面，鼓起更大的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进一步开拓进取，开辟了法理学研究的又一个新局面。这一时期，法理学界紧紧围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代主题，从法理学自身的变革和创新，到法制观念和法律精神的更新，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体系的建构，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论证。法的一般原理研究更加深入。学者们纷纷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如市民社会理论，从新的研究视角，如人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探讨法的起源、本质、特征及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等法理学基本问题。法学与法制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步伐进一步加快，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新的法学理论与法制观念，如公私法划分、契约精神、法治经济、人文精神、私法优先、立法平等等。法理学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领域进一步拓宽。这一时期法理学研究的主题主要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法理学的创新与发展；现代法的精神；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法与利益；法的概念与本质；人权与法制；立法等。为了便于直接学习西方法理学著作，大力采撷西方法理学的优秀成果，从这一时期起法学界开始大批量、成系列地翻译西方法理学名著。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这一阶段出版了一系列法理学学术著作，著作的数量较前一阶段有所增加，质量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三）全面发展时期

以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五大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进一步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迈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在邓小平逝世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新世纪的脚步声日益逼近，我们怎样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党召开了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五大，高度肯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了振奋人心的跨世纪战略部署。在法制建设方面，十五大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对依法治国理论与法制发展战略作了精辟阐述。在此之前，江泽民同志曾在中央举办的一次法制讲座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为十五大作了理论准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方略的确立，不仅为法制建设实践指明了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同时也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与理论兴奋点。两年来，法理学界掀起了探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热潮，并以此为中心对法制建设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推动了法理学的全面、深入发展。研究的主题包括：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法治的模式和道路，法制观念更新，立法制度改革，行政执法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农村法治建设。可以预见，法治问题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并有可能成为凝聚中国法理学各派力量、展示中国法理学独特贡献的一面旗帜。

二、学术热点

二十年来，法理学界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就许多重点和热点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极大地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其中，主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法理学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1985年，庐山），以法学的概念和法学改革的研讨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86年年会（重庆），以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为主题；全国首次法社会学理论研讨会（1987年，北京），以法社会学基本理论建构和专题研讨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88年年会（珠海），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为主题；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1988年，长春）；法理学研究会1990年年会（合肥），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主题；民主、法制、权利、义务研讨会（1990年，大连）；法理学研究会1992年年会（武汉），以人权为主题；法律与社会发展研讨会（1992年，上海）；法理学研究会1993年年会（杭州），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为主题；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理论研讨会（1994年，大连）；法理学研究会1994年年会（济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法理学的发展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95年年会（昆明），以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理学为主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研讨会（1996年，北京）；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1997年，北京）；法理学研究会1997年年会（北京），以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在这些研讨会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围绕着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主题而展开学术探讨，形成了一些重大的学术热点。

（一）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问题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变迁而不断被重新思考与解答的古老话题，是法学理论中的基石性、原点性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看待法的概念、法的作用、法的起源、法的更替与继承、法的未来、法的消亡等问题，进而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等问题。对法的本质问题的不同回答，历来也是划分不同法学流派的基本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分水岭。这一问题是我国法理学界二十年争论最为激烈、意见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争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指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思想却被简单化、庸俗化，甚至被曲解用来为错误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方针的推行，我国法学愈来愈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以至把法的本质仅仅归结为阶级性，并把法的阶级性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专政、镇压，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伟大转折促使法学界重新思考和回答法、特别是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1992年之前，关于法的本质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展开的。争论的问题主要涉及：法是不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怎样理解法的阶级性，法具不具有社会性，如何理解法的社会性，怎样看待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认为，法的本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法的初级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深层本质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除了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具有阶级性外，还是社会管理的手段，具有社会性。法的阶级性有着丰富的内容，它并不限于阶级镇压，而是表明法是由谁定的、反映谁的利益、为谁服务，维护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统治秩序和经济基础。因而法的阶级性并不排斥法承认其他阶级的一定范围内的暂时利益和局部利益。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法的主要职能是调整和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组织、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